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都不爱上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历朝历代中都没有出现过。明朝皇帝不爱上朝并不始于嘉靖，而是明武宗正德皇帝，明武宗活的很有个性，很自我，可以说活出了当皇帝的乐趣，以至于这份充满“个性”的基因影响了他的后代子孙们。
明武宗是个天生的大玩家，他继位以后就立马开始享受皇帝带来的乐趣，在宫中导演起了“过家家”的游戏，让太监宫女们玩起了角色扮演。受宠的太监刘瑾还给他营造了一个名叫“豹房”的秘密基地。
这个“豹房”里面有乐坊、美女、野兽可谓应有尽有，让明武宗玩的很开心，但是明武宗觉得不太满足，于是又伙同一群太监到皇宫外面寻花问柳，看到美女就占为己有，可以说做皇帝做到明武宗这种份上也算不枉此生了。
但这些对明武宗这个大玩家来说都是小意思，正德十二年蒙古王子进犯边境，明武宗听到这个消息很开心，很激动，很兴奋，于是立马来了一个御驾亲征，文官们竭力反对，明武宗很生气，就不让他们跟着去，可以说很傲娇了。
江西宁王叛乱，明武宗很开心，摩拳擦掌的又上阵准备大杀四方，结果王阳明却先把叛乱平定了。这让明武宗很伤心，后来突发奇想要把宁王放回去，再由自己亲手抓回来，当然了，这位大玩家亲征的途中也不忘来一把罗曼蒂克，先是和宠妃刘娘娘在路上卿卿我我，后来又驾临青楼妓院。
可以说，再没有比他会玩的皇帝了。嘉靖和自己的这位堂哥比起来显然要差不少，他除了学到像明武宗一样不爱上朝，后来也就成天没事练练仙丹，幻想自己得道成仙罢了。
但是玩归玩，这两位皇帝始终把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诸如刘瑾、严嵩这些专权朝政的人，两位皇帝也是翻手之间就把他们轻轻松松给拿下，尤其是嘉靖年间，严嵩专权长达20年，最后却被嘉靖不费吹灰之力，一纸诏书就给灭掉。
明朝时皇权达到了巅峰，尤其在嘉靖一朝得到了彻底的巩固，他干了几件大事，以至于让明朝皇帝的权力已经俨然蜕变为一种君主至上的极权主义，换言之，明朝皇帝真正意义上缔造了一种一言九鼎，不容反抗的君主极权主义。
实际上，我们已经不能把这种权力构建视为君权至上的加强，而是在君权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现代极权主义，而这一点在万历朝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那么嘉靖皇帝干了些什么事，以至于让明朝皇帝的权力得以如此强悍呢？
大礼议事件
明武宗虽然是个大玩家，却没有留下自己的种子，所以嘉靖皇帝是以兄终弟及的名义继承皇位，他继位以后坚持要给自己的生父母追封尊号，由此揭开了长达三年有余的关于嘉靖皇帝应该“继统”还是“继嗣”的争论。
由于明武宗死的仓促，因此直接诏命嘉靖继承皇位，但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文官群体为了皇位的正统性，要求嘉靖皇帝与其生父母脱离子嗣关系，转而以“继嗣”的名义使嘉靖与明武宗堂兄弟的关系变成亲兄弟，这么一来，明孝宗就成了嘉靖皇帝名义上的父母，而他原本的生父母却反而变成了他的叔母。
嘉靖皇帝不愿意，双方因此在应该“继统”还是“继嗣”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其焦点在于如果以“继统”的名义，那么嘉靖就不必和自己的生父母脱离子嗣关系，继而就能追封尊号；如果是以“继嗣”的名义，那么嘉靖对自己生父母的追封就变成了“皇叔皇母”。
应该说，“继嗣”虽然是出于皇位的正统性，但也打乱了人伦道德，故嘉靖皇帝不愿意，甚至还以退位相逼，但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群体不愿妥协。因此，这一关于“礼制”的争论实际上已经上升到君臣博弈的权力斗争上来。
这场博弈最终在嘉靖三年达到了高潮，嘉靖皇帝诏谕礼部为其生父母追封，此举遭到杨廷和带领的两百多位大臣阻扰，这群大臣在文华殿外长跪不起，大哭不止，试图仿效明宪宗时群臣逼其妥协的先例使嘉靖妥协。
嘉靖命令群臣退去，但这些大臣不愿意，依然大哭不止，嘉靖很生气，命令锦衣卫抓了一部人，但这些大臣依旧不愿散去，继而又逮捕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四品以上八十四人停职问罪。
最后处理下来，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廷杖，打死十六人，君臣博弈最终以皇权胜出，故此以后，嘉靖皇帝独断专行，无人可以阻止，君权至上失去制衡，转而裂变为一种极权主义。
废除外戚世袭
明朝没有受到外戚干政的困扰，主要得益于嘉靖皇帝废除了外戚世袭的制度，因此后期嘉靖皇帝虽不临朝，但却没有出现外戚干政的现象。
通过这两件事，嘉靖得以把君权牢牢的掌控在手里，加上对宦官管控有力，禁止司礼监干预奏章，因此虽不上朝，但依然牢牢掌控着君权，而这些很多程度上又得到了内阁首辅张璁（cong）的帮助。
嘉靖一朝，君权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转而向着君主极权主义裂变，如果说嘉靖一朝是君主至上的巅峰，那么到了万历一朝时，君权至上的权力制度已经完成了向君主极权主义的转变。
明神宗万历皇帝继位后，前十年由于万历年幼而重用张居正，因而使得君权暂时出现了被抑制的情况，但这只不过更加刺激万历皇帝渴望牢牢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野心。
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明史》
应该说，张居正担任顾命大臣的十年很大程度上让万历皇帝意识到把权力掌控在皇帝手中的重要性，而这也成为后来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重要原因。万历皇帝必须通过清算曾经深受重用的张居正来树立皇权的威信，以便让天下人意识到群臣不过是皇帝的工具，他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不需要的时候则可以弃置一旁。
“国本之争”让万历皇帝疲于和群臣博弈，双方互不相让，大量官员被免职、廷杖，看起来君主极权主义似乎在群臣的施压之下渐渐难以为继，但万历皇帝显然找到了另外一个拖延的办法，那就是用“怠政”来报复群臣。
由此，显现出君权至上向君主极权主义转变以后登峰造极的一面。
因“国本之争”而满腹怨恨的万历皇帝从万历十七年开始不再召见朝臣，由此拉开了他三十年不上朝的序幕，把自己关在内廷中寻欢作乐的万历皇帝对军政事务采取不议、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的策略。
由此导致明王朝官僚体系运作几乎陷入停滞，新升迁的大臣竟然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子，值班大臣每天无所事事，只能看太阳影子来打发时间，万历后期更是官员空缺严重。
而最要命的是整个明帝国一切大小事务都需要由皇帝来决策，其他人根本没有这个权力，而万历皇帝又不愿意放权给内阁或宦官，因此可以说直接导致明朝的发展出现三十年的空白。
而这正是君主极权主义的完美展现，整个帝国都仰仗君主的一言一行来发展，在万历一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整个明王朝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而辽东的后金却越发壮大，在萨尔浒之战中击败明军，由此使明朝此后饱受辽东之乱。
《明史·神宗》评价说“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可见明王朝虽然达到了古代君主集权的巅峰，但是万历皇帝把权力束之高阁的做法也为整个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而后期的天启、崇祯尽管尝试补救，但都已经无法挽救这个行将崩灭的腐朽帝国。
一个王朝覆灭的因素有很多，但明朝近乎极权主义的君权显然是其诱因之一，正是所谓的“身怀利器，反受其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