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帝王生涯。杨广在他的任期内干了三件大事，分别是：（一）修筑洛阳皇宫；（二）开凿大运河；（三）远征高句丽。
然而，他没想到，这三件事情，直接导致杨广帝业的落寞，甚至导致大隋江山陡然倾覆。
且不说开凿大运河和远征高句丽对隋朝国力的消耗，就拿修筑洛阳皇宫来说，就已经动摇了隋朝的根本。
杨广要修筑的洛阳皇宫，也就是后来的洛阳显仁宫，为了快速修成此宫殿，隋朝需要发动数以十万计的民夫参加劳动，因为隋炀帝要求的工期紧，工程质量苛刻，结果有40%-50%的民夫死活活累死。《资治通鉴》云：
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隋朝官吏不得不用大车来运载民夫的尸体，道路上的运尸车络绎不绝。
要知道，这些民夫不是雇佣的，而是征用，他们不拿报酬，甚至还需要自己带干粮。他们家中有父母高堂，也有妻儿老小，田间有需要耕种的秧苗，也有需要收割的庄稼。但他们最终被活活累死在洛阳的宫墙之下。都说苛政猛于虎，他们怎会拥护这样的君王呢？
因此，历朝历代，都比较忌讳“大兴土木”，因为这是让百姓和统治者离心离德的“捷径”。但是，在“贞观之治”时期，李世民也差点这样做了，最终他的行为被一个八品县丞拦了下来。
唐太宗李世民自发动玄武门之变后，久居长安，他很想到当时隋朝的首都洛阳去走一走。
李世民为此还对长孙无忌戏言说：
“朕昔过此，买饭而食。”（《资治通鉴》）
隋朝时期，李世民随父亲李渊入京，在洛阳住过一段时间。李世民的意思是：我当年到洛阳时，还需要自己掏钱买饭吃。如今整个天下都是我的了，再也不用买饭了。其实，李世民在虎牢关之战后，也曾去过洛阳。
作为帝王，李世民要离开长安，前往洛阳，就需要解决居住的宫殿问题。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洛阳是各大枭雄攻伐的重点，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宇文化及等都曾攻打过洛阳，多年战乱，洛阳皇宫损坏严重。李世民若想住的舒坦，就必须下令重修洛阳皇宫。这引起了部分大臣的反对。例如，一贯喜欢向李世民提意见的魏征就说：
陛下拨乱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
魏征之意是：陛下（李世民）应该反思隋朝灭亡的原因，撤掉高大的宫殿，居住低矮的房子才是正理。
事实证明，魏征的劝谏，李世民没有听取。李世民执意要修建洛阳皇宫，工部初步估算，至少要动用3万民夫，木材和石料都已经准备好了一部分。此时，一个小人物突然站了出来，此人名叫皇甫德参，官职是中牟（今属郑州）县丞。
在唐朝，县丞属于正八品下，和明清时期的县丞不太一样，唐朝的县丞大多有职无权，形同虚设。例如，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在《蓝田县丞厅壁记》就曾描写县丞被吏胥欺负，只能低声下气。
原来，这个叫皇甫德参的县丞，写了一篇非常激愤的奏折，他们的上司不敢决断，逐层递到了京城，奏折大致内容是阻止李世民修建洛阳皇宫。
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陽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资治通鉴》）
皇甫德参的意思是：修洛阳皇宫，需要劳顿大量百姓，需要收地主，加重百姓的赋税。民间现在都流行梳高髻，都是受宫中影响，因为皇帝喜欢梳高髻的女子。
李世民见到这道奏折后，对宰相房玄龄、魏征等人大发雷霆。直言：
“这个叫皇甫德参的八品小官，本没有资格给朕写奏折，既然写了，竟然用如此狂妄的口气，难道皇甫德参希望我不劳役一个民夫，不收半亩地租，宫女都不留一根头发吗？”
李世民打算派人把皇甫德参抓到长安，“欲治其谤讪之罪”，将此人下狱问罪。
关键时，还是魏征救了皇甫德参，魏征说：
“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
自古以来，给皇帝上书，如果言辞不激烈，怎么能够引起皇帝的注意。他说的是不是狂言，陛下你仔细体会一下就知道了。
经过魏征的劝说，李世民已经体会到，连皇甫德参这样的底层官员都在反对他修建洛阳皇宫，可见这是民心所向，如果要违逆民意，恐怕真的会步隋炀帝的后尘。于是，李世民停止修建洛阳皇宫。
当年陕西、河南等地发生了水灾，李世民下旨，把原本准备修皇宫的木材和石料运到灾区，帮灾民修建房屋，此举，百姓纷纷称赞。
在封建劳役制度的前提下，大兴土木必然会造成大面积使用民夫，增加百姓的赋役，动摇国家的民意基础，因此，历朝历代对大兴土木都较为慎重。皇甫德参以一个八品小官的身份，貌似阻止李世民修建洛阳皇宫，他救的不仅仅是那些灾民，更是那些需要承担唐朝赋税役的大众百姓。然而，历史上，能有几个李世民，又有几个皇甫德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