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孝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宋人吴泳曾言：“乾淳全盛之时。”没错，孝宗的乾道、淳熙年称得上是南宋的“盛世”。而在这背后，有一群人功不可没。他们为孝宗出谋划策，让宋朝“挺直腰板”（对比前朝），也带领所谓“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向富强之路。铁血兼柔情，辉煌又落寞，他们就是士大夫的巅峰——宰相。
孝宗朝宰相概述
孝宗朝的宰相可以说是宋朝宰相最为特殊的，他们成长于两宋交际之时，亲身经历了那个至暗时刻——靖康之耻。对于当年国家的失败，他们有着各自的反思，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主战与主守（汤思退另当别论）。他们的态度，反映着孝宗的政治倾向，同时也决定着国家的未来走向。
频繁换相孝宗是个有雄心却又差点气魄的君王，在任用宰相这件事上也是如此。他曾力推主战派，却又因受不住压力，频频换相。
当然，孝宗罢相原因很多，有如年老抱病的(陈康伯等人)，有如才能不足的(洪适等)，有如忤逆孝宗之意的(史浩等)，有如权势(威望)危及皇权的(王淮等)。
由此，孝宗朝总二十六年，却有十七位宰相(二十一任，四人两次入相)，除北宋钦宗南宋恭宗(皆为末帝)不论，孝宗朝宰相人均时间为宋朝第二短(哲宗为最短)而每任时间为宋朝最短，可见宰相更换之频繁。而这一点有好处也有坏处，好的一方面是严防相权独大，有利地避免了“权相”的出现;坏的一面是“官无成绩，奔竞之风，由此而甚”，许多人为保“乌纱帽”只求稳当，没什么作为。
孝宗选人不拘一格，“大胆激进”任用宰相孝宗用人不看资历，只看其人之才华。如果一个官员被孝宗赏识了，他就很快能平步青云，连升几级。赵雄就是个例子，他自登第到拜相不过十五年，升迁之快，可想而知。四十多岁拜相的官员总计五人，皆可见孝宗用人之独特。
深层次的原因:宰相升得快，潜台词就是势力弱，名望低，孝宗也比较好控制。
被限制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1.不合适就罢掉。之前也说了，孝宗换相频繁，多因与其政见不和。隆兴初年的史浩就是个例子，他就是因反对孝宗出兵北伐而被迫辞职的。
2.“多权分立”。在宰相集团中，往往有几个宰相并存。同时，孝宗还极力抬高参政政事的地位，以此牵制相权。
3.全方位的监督。（1）孝宗可以称得上是个勤政的皇帝，“帮忙分担”宰相的政事。而在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孝宗的怀疑，他为什么那么勤快？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宰相“搞小动作”。（2）近习作为皇帝耳目，自然也被派去监督宰相了，而且几个报告可能就会影响宰相的沉浮。在孝宗的默许下，他们也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由此与宰相抗衡。（3）孝宗鼓励大臣进谏，什么都可以说，无形之中也把宰相的一举一动暴露在外。宰相作为百官之首，有什么不合适的举动，皇帝看不见，百官总可以看到。
三朝军事
说到孝宗朝的对外关系，就不得不提到高宗。当年靖康之耻后，南宋军民同仇敌忾，这才使得摇摇欲坠的大宋保住半壁江山。然而，在挫败了金人的全面进攻后，高宗却无意恢复，任用秦桧等主和派高官，攻击甚至杀害主战派大臣。由此，爱国人士莫不叹息感慨，当然这之中就有未来的孝宗朝宰相。
在暴戾君王完颜亮撕破和约，大举入宋的情况下，纵使高宗想和也不成，只能被迫应战，而这个时候的宰相的态度颇为关键。当时的宰相班子沈该、汤思退都是坚定的主和派，而随着金军逐渐入侵，朝中主战的声音越来越多。以陈俊卿为首的主战派以诸如：
挟狡诈之心，济倾邪之术，观其所为，多效秦桧，盖思退致身，皆桧父子恩也。
的言语弹劾汤思退等人。当“金人侵轶之势已形”时，陈俊卿、陈康伯等人更是加快了弹劾的节奏，以及上书抗金的频率。几个月下来，高宗也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被主战派大臣说动。绍兴二十九年，沈该被罢；绍兴三十年，汤思退被罢。而后，陈康伯被擢为宰相。
看到金人势如破竹的态势，高宗害怕了，甚至有了逃到福建等地的想法。在这个时候，陈康伯等主战派大臣以“敌国败盟天人共愤，今日之事有进无退”等慷慨激昂之词力劝高宗迎战。绍兴三十一年，张浚回归权力中枢。五月，御前会议中十一人有八人都是主战派。
在而后的宋金战争中，主战派大臣纷纷崭露头角，这其中就有虞允文。而在完颜亮亲率大军渡淮攻宋的战役中，虞允文临危受命毅然担负起抗金重任，最后也以金军败亡结束。高宗赞曰：
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
在这之后，陈康伯、陈俊卿、虞允文等人更是成为孝宗朝初期宰相，可见孝宗之雄心壮志。
隆兴年间(1163－1164年)隆兴年，在这段时期内，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有五任宰相（四人次，陈康伯两度拜相）。
孝宗在藩邸之时就已然表露出兴复之志，在绍兴末年的抗金之战中甚至请求挂帅出征。所以，一即位孝宗就计划着北伐。
然而，当年力主抗金的老臣早已凋亡过半，朝中上下竟没有几个称得上独当一面的“抗金猛将”。不过还好，张浚还在。在陈康伯等人的力荐下，张浚被任命为北伐的“首选将相”。
而正当孝宗“有了良将，只差开战”之时，另一个宰相站出来了。他是孝宗的老师史浩，为人很正直，积极支持平凡岳飞冤案，也提拔了许多主战派大臣。孝宗本以为，有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抗金名将，这套宰相班子应该是自己坚强的后盾，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史浩是个“顽固”的“主守派”，而张浚是个坚决的“主战派”，二人在政见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张浚“奏请上临幸建康，以动中原之心，用师淮堧，进舟山东，以为吴璘声援”，然而史浩却以“先为备御，是谓良规。傥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循迹，谓之恢复得乎”与其针锋相对。
然而，这个时候的主战派占着绝对的上风，不仅因为此时孝宗颇具雄心，而且主战派的势力以及威望颇大，当然这和之前的金国南侵有联系。结果也不出意料，这场争论终以主战派的胜利告终。
而之后，陈康伯、陈俊卿、虞允文也为出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陈俊卿就是由张浚举荐与张栻(张浚之子)一同筹划军事，而陈康伯又极力推举张浚，并且极力拉拢北方的归降者。虞允文虽还未进权力中枢，但也在积极地为西线作战出谋划策。
然而，纵使主战派与孝宗一同雄心勃勃欲出兵北伐，他们还是注定会失败。原因有很多，比如时机不对，未分清双方形势，敌我双方实力差距，准备过于仓促，甚至是军队内部腐朽及上层指挥不当等等等等。
在“符离师溃”师溃后，孝宗顶不住朝中和战的压力，宣布罢张浚，改用“主和派”汤思退(其余皆为主守或是主战)为相。
孝宗的这一举动，也反应了他用人不当与少了股狠劲的缺点。比如说汤思退，这个人作为唯一的主和派宰相，不顾国内形势与金国情况一味求和。
在之后孝宗又被主战派说动(张浚回归，擢右相)，甚至准备御驾亲征时，汤思退不仅去找了高宗向孝宗施压，而且还派人怂恿金朝南侵好加速他的求和进度。前者(当然也有张浚等主战派大臣去世等原因)导致的结果是孝宗再次顶不住压力放弃北伐，后者又让他自食恶果。
当“金兵复至”时，孝宗又会悔恨当初没听虞允文的不割唐邓等地，因此震怒。孙思退也被问罪，不久“忧悸而死”。
乾道年间(1165－1173年)北伐失败了，但孝宗又怎会甘心失败？在所谓“权宜之计”让步金朝后，孝宗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恢复之计。
而在这个时候，主战派“宰相班子”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仍然是坚持抗金，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防守 。而“主和派”也开始出现变动，慢慢地往主守方向走。于是，主战与主和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主守派，代表人物就有陈康伯(三月即薨于位)与陈俊卿。
不过，前文也说了，失败后的孝宗是不可能主张防守的。于是，在乾道二年十二月，他又启用了主战派大臣叶颙为左相，而叶颙同时又举荐了王应辰、陈良翰等主战派大臣，孝宗也一一采纳之。而后宰相叶颙与魏杞又因才能不足，不能让孝宗满意，被其以“效祀冬雷”罢相。
乾道四年二月，蒋芾拜相。而“芾采众论，参己见，为筹边志上之。”其才能以及态度都能让孝宗满意。但意外又出现了，蒋芾丁母忧，而孝宗为保恢复令蒋芾迅速回归，然而芾却“拂上意”，因而被罢相。
蒋芾离开后，朝堂第二次(第一次为魏杞罢相后)出现了“无相状态”。这反应出孝宗此时的心境——无奈，他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才能与态度都让自己满意的宰相，可就是找不到。
乾道四年十月，这个人出现了——陈俊卿。陈俊卿之前就一直是坚定的主战派，在经历几年沉浮后，孝宗认为陈俊卿可以担当此大任。不过，陈俊卿此时已在往“主守”过渡。他不想主动宣战，却是个积极的防御者，所以才有选将练兵的建议。而且，陈俊卿还举荐了孝宗“二次北伐”(无)的灵魂人物——虞允文，称“其才堪相”。
乾道五年八月，虞允文拜相。而对于虞允文，孝宗可谓是寄予厚望。虞允文不光任右相还兼任枢密使以及国用使，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
乾道六年，虞允文向孝宗献计以“敌衰可图，建遣泛使往请陵寝。”什么意思？激怒金人，孝宗也好借此开战。可陈俊卿不同意，因此被罢相，此后一年余虞允文独相。
可以看出，孝宗此时算是把恢复中原之大计全部押在虞允文身上了。而后虞允文任四川宣抚使，孝宗告诉他:你先在四川考察好情况，朕要亲征！
虞允文是个谨慎的人，绝不敢贸然出兵，因此拒绝了孝宗屡屡开战的要求。然而，就在虞允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一个噩耗传来了——“出师未捷身先死”。
没了“支柱”，孝宗也只能“望北兴叹”，彻底丧失信心放弃北伐。
淳熙年间(1174－1189年)进入淳熙年，孝宗恢复之意仍未散去，纵使他再也没有为真正的北伐积极备战过。
刚开始(第一任为曾怀，主守)孝宗启用主战派叶衡为相，然而叶衡又因忤逆孝宗意，为谏官弹劾而罢。之后史浩拜相，却又因其主守与孝宗之意相悖，而被罢相。
需要注意的是，在叶衡与史浩之间有着长达两年多的“无相状态”，在此期间代行相权的是参政龚茂良。孝宗想干什么？寻找“恢复之臣”。终于，淳熙五年十一月，赵雄拜相而此后长达近三年的时间里为独相，孝宗恢复之意可想而知。
不过，当时的大环境已然转变，赵雄纵使不忘“二帝在沙漠”，“尝上疏论恢复计”，也无法改变现实——只能在言语上呐喊，而无法言行一致，所行事多为同主守派的防御之策。
淳熙八年八月，赵雄因被言“多私里党”罢相。此后王淮、梁克家、周必大等也皆只是偏于内政的主守派。此时，孝宗年老，恢复之意也慢慢消失，一心转到内政上去了。
主战派对军事的影响
孝宗一朝，宰相主要分为两派一是主战，二是主守，而且二者都有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
主战派领袖张浚与虞允文，为整顿南宋军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虞允文在军队实行的“裁汰之法”，减少了军队开支，精编了军队，同时也提高了战斗力。兵器予以改良，军纪也在张浚等人的监督下予以整肃。总的来说，主战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客观上壮大了宋朝的军队实力，虽未能北伐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金朝，也为外交打下了基础，这是积极的一面。
消极的一方面也很明显。按理说，孝宗锐意进取，主战派宰相各个殚精竭虑，宋朝的军事怎么也得取得一定的战果吧。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究其主要原因还是那句话——“无恢复之臣”。
这时肯定会有人说，不是有虞允文等人吗？没错，虞允文确实称得上是集才能与豪情于一身的贤相。然而，他也有着不少缺点，比如说有点“执拗”。这种个性尤其体现在与其他主战派大臣的相处中，虞允文想的是“一统主战派”，而非“联合主战派”。由此，主战派内部与虞允文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再加之，虞允文等主战派“出师未捷身先死”，主战派内部进一步分化，未能有联合一致的气氛。除了虞允文，其他主战派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比如蒋芾“纸上谈兵”，气略也不足。赵雄颇有能力，却无实战经验。“无恢复之臣”，可见一斑。
主守派对军事的影响
主守派与主战派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了恢复，然而二者付诸实践的形式却截然不同。主战派趋近于激进，恨不得马上开战，而主守派则趋于保守，主张先发展日后逢良机再战。
而随着时间的推演，越来越多的主战派大臣甚至是宰相也在往主守转变，为什么？除了与大环境分不开外，他们也逐渐意识到国内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都无法支撑北伐。所以，他们一度显得“沉闷”，“只求偏安”，以发展以积极防御的态势为政。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主守派与主和派完全不同，主守还是积极进取的，他们为防御金敌，提高军事实力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像是汤思退那样的主和派，凡孝宗一朝三年号仅一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南宋朝宰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没有所谓“血性”。他们何尝不想收复故土，建功立业？然而，残酷的事实以及血淋淋的代价却又让他们不得不“保守”。
在隆兴北伐前，主守派皆出言反对北伐，对此史浩曾言:
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而侥幸，今不审思，将贻后悔。
而后他又列举出一些经济上的因素，以此辩驳。然而，在当时主战派的推进以及孝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还是开战了。其实，史浩所言不虚，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上看，以南宋当时的实力都不足以北伐成功。倘若主战派也能冷静一点，取主守派之精华，也不会落之以惨败或是二次北伐的破产(当然这是后人言)。
接着北伐开始，领导战争的是主战派，然而其中也不发主守派的参与。特别是史浩，他虽不支持北伐，但却为北伐提拔了一群积极抗金的主战大臣，比如说陆游。而且，史浩也为取得北方地区的支持，争得舆论导向做出了贡献。
梁克家“在政府与虞允文可否相济，不苟同”，在募兵问题上与虞允文积极商讨;周必大也为解决军队中的弊端，比如招募、选练、奖惩制度等都提出过中肯的建议。
臣闻怀远图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特在于要近效守常格太过耳。
然而，主守派宰相带来的弊端也不少。
（一）动摇人心。在北伐问题上，主战派与主守派争论不休，各执一词。每当主战派凝成一气想要出兵北伐时，主守派总会“长篇大论，加以阻挠”。谁也抵不住唇枪舌战，纵使最后北伐还是进行了，主战派却已然不能凝成一气，这也是主战派慢慢转化为主守派，最后竟然没有“人气”的原因。
（二）向主和派妥协。为了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主守派逐渐与主和派达成一致，一同求和。在联合势力的围攻下，主战的声音逐渐减弱，而主守派也慢慢确立了“今日之和所以成他日之恢复”的方针。然而，这之后数年也未见其恢复之举。
结语
虽然主战派主守派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强军兴宋，在与军事密不可分的外交上也是如此。
陈康伯、陈俊卿、虞允文、赵雄等人，都曾为改变宋对金的屈辱地位，尤其是受书礼——宋帝代行接书匣合门使的职务。
主守派相对于主战派来说，缺了点“硬气”，却多了份“理性”。以周必大为代表的主守派没少为维护国家尊严，尤其是与接见金使的过程中，其态度温和却又不辱使命。
总的来说，孝宗朝的宰相受制却不低迷，或主战或主守，方式不同，但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无论是主战或是主守都不够，南宋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不仅要身为表率，还得将这种影响落到实处。绍兴和议后二十多年消极保守的氛围，宰相群体虽有过改变的想法与努力，然而却未能力挽狂澜。
当然这只是后人言，在大环境下想要改变想要革新，何谈容易？
参考资料:《宰相群体与南宋孝宗朝政治》《论宋代皇权》《论宋代相权》《宋孝宗传》《宋孝宗及其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