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性格、败也性格,说的就是寇准!临事果断,勇于任事,敢于谏言,刚正不阿等是他的优点,正是这样,寇准才会在面对辽国时立下不世之功,成就了宋辽两国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但是也正因为这些优点,他得罪了一批又一批的宋朝高层,如张逊、冯拯、陈尧叟、曹利用、王钦若、丁谓等大臣,就连皇后刘娥也不可避免地被他再三抨击,这就造成了寇准在大宋官场中被孤立,最终忧病交加死于雷州贬所,可以说寇准这个悲惨结局主要就是其性格造成的。
起落于官场斗争的寇准
寇准(961-1923),字平仲,山西太谷人,其出身名门,博古通今,擅长书法绘画,太平兴国五年便一举考取进士甲科,受到宋太宗赏识,以大名府成安县知县入仕。
寇准虽出身名门显贵之家,却也颇通民情。在任成安县知县期间,轻税赋薄徭役,并历史性的开创了“县衙支出公示”的做法,他同时还出台了奖励耕织,鼓励垦荒的一系列政策,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由于其政绩突出,数年内几次升迁,先后担任过殿中丞、郓州通判、三司度支推官等,逐渐被太宗重用。
但是他的性格刚直,尤其担任言官之后更是如此,尽管他是从朝廷利益出发阐述自己主张,但却总是与皇帝意见相背。一次,寇准上朝言事,言辞颇为激烈,惹得太宗大怒,起身就要退朝,但寇准却犹不放过,仍然拉着太宗的衣角让其坐下,直至其将事议决后才作罢。此事让太宗很是尴尬,只说了一句“朕得寇准,如唐太宗得魏征”,既抬高了自己也夸了寇准,这才算完事。
淳化二年,河南大旱粮食歉收,结果大旱过后又闹起了蝗灾,太宗急忙召集大臣讨论施政得失。大臣们都用“天意”之类的言语虚词搪塞,单单寇准却跳了出来,引经据典对施政失误进行了剖析,太宗一听寇准指责自己有治国不当得嫌疑,顿时大怒道:“你说治国刑罚有不当之处,可愿具体说出?”寇准道:“有何不敢?愿把中书省、枢密院两府长官找来,我当面评议得失!”
太宗大怒,当即宣两府长官王沔等人。寇准则对着王沔斥责道:“祖吉、王淮二人徇私枉法,私相授受。祖吉受贿数目极少却被判处死刑;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千万之多,却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之弟,只受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不是执法不平吗?”
太宗质问王沔是否有此事,王沔磕头谢罪承认有这么一回事,太宗丢了脸面,顿时将王沔训斥了一顿。为表彰寇准,太宗将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玉带赐给寇准一条,寇准则身挎玉带,得意洋洋地到处炫耀。
同年,寇准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年少官高,得意轻狂,这对寇准并不是好事,很快他便受到了教训。
淳化三年的一个夏日,寇准与温仲舒骑马到郊外公干,突然一个疯子来到寇准马前倒头便拜,口中狂呼“万岁”,二人见这是一个疯子就让人将其赶开,未把此事放在心上。但此事却不知为何被枢密院知院张逊得知,于是唆使心腹王宾向太宗告发。
太宗皇帝赵光义是一个多疑的人,看到王宾的奏折后,立刻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不良。
面对太宗的斥责,寇准极力为自己辩解:“这是有人故意陷害!试想,当时那疯子跪在我与温大人面前,为什么独奏臣有罪?”随后,张逊让王宾详析其折,寇准便让温仲舒作证洗冤,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引得朝堂大乱。
太宗看到双方各执一词,孰是孰非的确难以分清,于是便以“有失大臣之体”的罪名将二人双双贬斥,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寇准则被贬为青州知府。
这次的贬职让寇准第一次尝试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但他却依然我行我素,并没有改正的意思。
淳化五年,寇准奉旨返京。此时的太宗被立太子一事搞得焦头烂额,朝中重臣冯拯等人也因此被贬出朝堂,因此在立太子一事上无人敢言。太宗见到寇准直面相问:“卿试言朕诸子中,谁可继承大统?”
寇准回答道:“陛下为天下择主,不可与妇人和官宦商量,亦不得与近臣议论,如此大事只有陛下宸衷独断,挑选不负天下之望者。”
太宗看着他问道:“元侃可否?”寇准回答道:“知子莫若父,圣意既然认为可以,那就可以!”就此,太宗拜元侃为开封府尹,并晋寿王,正式立为皇太子,寇准谏言有功官拜参知政事。
此后的寇准更是以拥立太子有功,经常大放厥词,其提拔之官员不分年龄好坏,只要有才者,他往往都大力提拔,这样一来难免招致其他官员的嫉妒,很快寇准又迎来一场针对自己的政治风暴。
至道二年的一天,寇准将彭惟杰位次晋升至冯拯之上,冯拯仗着资格老不服,在上朝时仍列衔于彭惟杰之上,寇准当即痛斥冯拯扰乱朝政。寇准这个罪名扣的太大了,冯拯哪里敢承认,于是他也纠结了一帮朝臣,搜罗了寇准的罪状,弹劾其擅权之罪。
这件事引得太宗皇帝不满。被寇准推荐的参知政事张洎见风使舵,检举寇准诽谤朝政,而恰在此时广东转运使康戬又上言:“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昌令皆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乃至交,张洎一向曲意逢迎寇准,李昌令则软弱不堪,因而寇准得以随心所欲变乱朝制。”
此折一上,寇准的罪名就大了,尤其是隐含的朋党之意更是透纸而出。太宗召吕端问话,吕端见情势紧迫,自身难保,便顺水推舟将罪名推给了寇准,说道:“寇准刚烈任性,臣等不欲反复争辩,只恐有伤国体。”
一时间,朝中反对寇准之声大涨,使得寇准有口难辩,不久后便被太宗贬为邓州知州。
这是寇准的第一次罢相。可见,虽然寇准正道直行,嫉恶如仇,但这并不是一个合格宰相所必需的。“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必须兼备谋略、涵养和当机立断的性格,这才能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立足。以此看来,寇准虽有治国之谋略,但缺乏官场斗争的计谋和手段,这注定他在未来的官场争斗中成为牺牲品。
寇准的高光时刻——“澶渊之盟”
景德元年,宰相李沆病逝,真宗任毕士安为相,毕士安向真宗推荐了寇准,恰好真宗对寇准拥立之功深怀好感,当即同意毕士安所请,召回寇准拜为参知政事。
寇准回朝之时,得知契丹在涿州一带集结兵力,他认为这是敌军大举入侵的前奏,于是立即上奏“请加紧练兵点将,简选骁勇,增派禁军把守关隘要地,防备辽兵入侵。”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派遣杨延昭、杨嗣等大将,分别把守边关要塞,严密监视敌军状况。
果然没出寇准所料,十一月,由萧太后、耶律隆绪亲率的辽军大举入侵,先攻威虏、安顺两军,继而陷遂城、保州,兵锋直指定州,接着不顾以唐河为阵的宋军主力,采取了“避实就虚、实行深入”的策略,自定州东部突破宋军防线,接连下祁州、深州、瀛州、沧州、贝州、天雄军、清军等地,主力直驱澶州北城,准备渡河南进攻略京东诸州,大宋都城开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契丹人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使得朝堂之上惶恐不安,参知政事王钦若更是主张真宗迁都金陵,以避辽军,而枢密使陈尧叟则请求御驾西幸成都……一时间朝堂大乱。寇准看着这些人的丑态,漫不经心地对真宗说道:“陛下欲
了此患,只需五日即可!”真宗问其有何妙计,寇准答曰:“御驾亲赴澶州,定能击退敌军!”真宗一时犹豫不决。寇准为了坚定真宗亲征的决心,在朝堂上义正辞严地驳斥了王钦若的南逃之议。
为陛下出南迁之策者,可杀!陛下您神武非凡,文臣武将同心戮力,若御驾亲征,敌定不战自溃。如其不然,还可纵奇计挫敌,或坚守城池使敌劳师费财。彼劳我逸,利弊迥别,我可稳操胜算。为何要抛弃宗室社稷,流亡边远的楚、蜀之地呢?陛下一走,所在人心动摇,辽兵必趁虚而入,大宋江山岂能复保?
就这样,真宗被寇准说动,决心御驾亲征。
景德元年十二月,真宗从京城出发,北上澶州。军民闻讯,欢声雷动,倍受鼓舞,河北前线各驻军纷纷发起攻势出击敌人。真宗将军事大权悉数交与寇准,由寇准统筹指挥对辽作战。
宋辽在澶州对峙多日,本来已经达到了一种平衡,但真宗御驾亲征将这个平衡打破,胜利的天平倒向宋军。而辽军孤军深入,急于求成却数次受挫,辽军元帅萧达揽更是被宋军射杀,士气跌落大半,加之给养困难,形势对其非常不利。
萧太后与耶律隆绪听从宋朝降将王继忠的建议,派人传信给真宗,提出罢战议和,条件是宋朝割让山海关以南的土地。真宗之意,也是想尽快结束战争,早日回京师,派出曹利用前去议和,条件是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但寇准却反对就这样议和,他认为宋军是胜方,要想议和,辽国必先称臣,献出幽燕十六州,他对真宗说:“这样则可保大宋百年平安,否则数十年后辽人仍将生事!”
但真宗不想再生事端,推脱道:“数十年后,自有御敌之人,我不忍生灵涂炭,姑且议和吧!”寇准无奈,只好忍痛放弃有利战机,同意议和。
曹利用出使辽营前,问真宗可许给辽人多少?真宗答道:“若迫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闻之,将曹利用召至大帐,命令他“所许银两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斩!”最终宋朝每年给契丹银绢三十万两匹达成协议,双方罢战议和,这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不久后,真宗将王钦若召回京城以牵制寇准,王钦若在战前遭受寇准训斥,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景德三年,王钦若对真宗言道:“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城下定盟,为《春秋》所耻,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立城下之盟,这难道不是耻辱吗?”看到真宗脸色大变,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道:“寇准让陛下亲征,实则拿陛下作孤注一掷,这岂不是危道吗?寇准可将陛下的安危放在心上?”
真宗想起自提拔寇准为相,他数次争理不让,搞得自己数次狼狈不堪,而且他提拔的官员也似寇准一样,经常让自己不自在,看来这寇准的确是对自己毫无恭敬之意啊,难道他是在挟拥立而夸功吗?于是在王钦若的挑拨下,真宗渐渐对寇准生了弃意。
景德三年二月,真宗以寇准“过求虚誉,无大臣礼”为借口,贬寇准出知陕州,这已经是寇准的第二次罢相。
悲惨结局,心忧朝堂却客死边疆
天禧三年三月,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巡检朱能和内侍周怀政通谋,伪造“天书”置于长安西南乾佑山,而当时寇准恰好任永兴军长官管理此地。真宗得知“天书”出世的消息,欲亲自前往取回“天书”。大部分朝臣认为“天书”纯属无稽之谈,有人便献计道:“寇准最是不信鬼神,如让他进献天书,官民自会信服。”于是真宗连夜派出周怀政晓谕寇准进献天书。
此事给寇准出了个大难题。他的确认为所谓的“天书”都是荒诞不经的胡说,但作为一个政治家,远离朝堂已久,自然是不甘心的。本就犹豫的寇准再经女婿王曙的劝说,最后终于携带“天书”入朝进献。真宗大喜之下当即拜寇准为相,兼吏部尚书,又重新进入了官场漩涡。
进献“天书”成为寇准一生的最大污点,最后政敌抨击他的理由之一便是此次进献天书。
寇准再次为相,依然大力提拔人才,只要有才无论品德好坏,纷纷成为寇准的推荐对象,其中他举荐的参知政事丁谓便是其中之一。期间尽管有人多次劝说寇准要提防丁谓,甚至好友张咏以死相谏,也未能引起寇准的警惕。
再说这丁谓,自从由寇准引荐为参知政事后,开始对寇准是感恩戴德,乃至低头哈腰,曲意逢迎。有一日,寇准豪饮之后胡须上沾了汤羹,丁谓马上站起来为其擦拭。寇准见其奴颜婢膝,顿生厌恶,训斥其道:“丁参政是国家大臣,怎可屈尊为人擦拭胡须?”这使得丁谓当场下不了台,便对寇准开始忌恨于心。
天禧四年,真宗忽得风瘫之症,患病后的真宗愈发沉溺于丹鼎之术,而国政渐渐被皇后刘娥所把控,于是刘娥族人横行不法,尤其夺蜀地百姓盐井竟闹出多条人命真宗碍于皇后情面,本想原宥其罪,寇准却铁面无私,对刘娥族人依法惩处,甚至杀掉两个刘娥侄子,此事引起刘娥的不满。
刘娥的主政逐渐引起朝内大臣的不满,尤其是枢密使曹利用、参知政事丁谓、翰林学士钱惟演依附皇后更是引起寇准的警觉,于是他奏请真宗道:“太子人望所属,可代陛下理政,陛下应思社稷之重,付以神器,以固万世根本。”真宗在病中应允下来。
寇准既得皇帝允准,于是命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诏书,拟用太子监国理政。丁谓得知后迅速串通钱惟演等人通谋刘娥,劝说真宗,称寇准专权,欲挟太子架空皇上,图谋不轨。真宗患病后事多健忘,此事已记不清交代过寇准让太子理政之事,轻信了刘娥的谗言,将寇准罢相。
寇准罢相后,丁谓等一众小人在瓜分利益的过程中发生了内讧,内副都知周怀政欲杀掉丁谓,复相寇准。丁谓得知消息后先下手为强,将周怀政诛杀,并借此大兴冤狱,排除异己。寇准也因“天书”一事遭贬,初为相州知州,继而又被贬为道州司马,寇准终于成为官场斗争的殉道者,这也是他第三次罢相。
寇准虽被贬偏远之地,但每天升堂理政不辍,公务之余还醉心于收藏书籍,日日手不释卷,十分投入。观其所为,似乎远离了朝政纷争,心静已经淡泊,其实不然,寇准经常独自等高北望,向往再次秉政,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为此他还写下一首诗。
萧萧疏叶下长亭,云淡秋空一雁轻。惟有北人偏怅望,孤城独上倚楼听。
乾兴元年,真宗病危问左右道:“何不见朕肱骨寇准?”内侍摄于丁谓权势,皆不敢应答。丁谓得知消息后,恐寇准复出,再次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寇准半年遭三贬,已经彻底灰心,叹出了“丈夫意气到如此,搔首空歌行路难”的诗句。
仁宗天圣元年,寇准忧病交加,死在了雷州贬所,享年63。其妻宋氏请求归葬西京洛阳,仁宗准许。
寇准灵车北归,沿途官民设祭哭拜,竟出现了官道两旁竟插满了挂着祭品的竹枝的奇景,可见寇准虽然为官有着诸多的毛病,但还是深受百姓爱戴的。
结语
寇准的政治生涯数起数落,坎坷多变,始终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纵然胸有万千沟壑,但始终难以实现他匡扶大宋的雄心壮志,他的敌人,一直都是来自同僚的明枪暗箭。诚然,寇准悲惨结局来自他那难以融入官场的性格,可在他之后的范仲淹、王安石皆是如此遭遇,这说明什么?这只说明一点:封建王朝的大臣,无论你有多大本事,他们始终是附属于皇权的奴仆,在治国理政中,大臣能起多大作用,完全取决于皇帝是否英明,而大臣的命运好坏,也取决于皇帝的英明,所以表面看来,寇准之悲惨结局是他的性格所致,但从根本上看,更是封建皇权造成的悲剧,前朝后代皆如是!
参考资料:《寇准》金步摇、《宋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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