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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二月十二日，洛阳失陷后，高仙芝与封常清合兵退守潼关。
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安禄山滞留洛阳准备称帝，只派部将崔乾祐率兵一部进驻陕州，指挥潼关方面作战。高仙芝率兵据险顽强抗击，安军始终未能攻下。
这样，唐朝才能有时间调集援军，加强守备。然而，在这大敌当前、事关成败存亡的危急之秋，玄宗君臣却不能捐弃前嫌宿怨，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相反，同室操戈，自毁长城。
1、自毁长城之举——临阵杀2名将
安禄山举兵兴乱之初，唐朝上下悉忽略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安禄山蓄谋已久，经过多年充分准备，精心筹划，绝非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然而此时，封常清的头脑骤然清醒，他深深感到对蓄谋已久、训练有素、骁勇善战、装备精良、补给充足的安禄山叛军绝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实乃平生所仅见之劲敌也。
起初，安禄山举兵兴乱后，高仙芝率部受命东征时，玄宗派遣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然而边令诚对行军布阵、运筹帷幄一窍不通，却常常自作聪明干扰军务，甚至向高仙芝索取钱财，但被“不知好歹”的高仙芝拒绝，因此，怀恨在心。
于是，卑鄙阴险的边令诚借入朝奏事的机会，公报私仇，欲置高仙芝、封常清二人于死地。他肆意歪曲事实，夸大高仙芝、封常清失守洛阳、退保潼关的“挠败之状”，并无中生有地向玄宗诬告说：
“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
玄宗正在为洛阳失守而大发雷霆，边令诚的造谣生事，肆意诬陷，无异于火上浇油，盛怒之下，玄宗竟不辨事实真伪，偏听偏信边令诚的一面之辞，轻率地命令边令诚立即带着诏书赶赴潼关军中，处斩高仙芝和封常清。
边令诚拿到诏书后，如获至宝，立即带人驰奔潼关。
封常清自渭南受阻回潼关后，料到凶多吉少，死期将至，遂连夜写下奏章，再陈安禄山叛军的实情，希望能以此来唤醒玄宗，切忌盲目的轻敌与乐观。
这时边令诚已至潼关，先召封常清听宣接旨，封常清见到边令诚后，很平静地从怀中取出奏章给他，拜托他转呈玄宗，随即从容饮毒药而死，封常清死后竟被暴尸于芦草之上。
不久，高仙芝巡营回来，边令诚闻知匆忙找百余名陌刀手作为护卫相随，见边令诚回来，高仙芝正想询问朝中情况，孰料边令诚杀气腾腾向高仙芝说道：“大夫亦有恩命。”
高仙芝马上下阶跪伏，听宣诏敕。高仙芝听后百感交并，难以万一，不想自己几十年来为国家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倾忠竭智竟落到如此悲惨下场。
遂不胜悲愤地说：
“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
高仙芝为在临死之前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又极为诚恳地对周围士兵们说：
“我若实有此，君辈即云实，我若实无之，君辈当言枉。”
士兵们听后悉齐声高呼“冤枉”，喊声震天动地。
说完，高仙芝低头望着暴尸于地、先他而去、几十年来与他情同手足并追随他南征北战，出力颇多的老部下封常清，不禁泪流满面，并对封常清的尸体说道：
“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
话未说完，即被边令诚指使随从一阵乱刀杀死。
就这样，几十年来为大唐王朝东征西讨、倾忠竭智、出生入死、战功赫赫的名将高仙芝、封常清不是洒血沙场，为国捐躯，而是含冤死于自己人的刀下，岂不可惜！可悲！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正值国家用人之际，高仙芝、封常清的无辜被杀，不仅使唐廷抗击安禄山叛军的中坚力量受到严重损害，而且极大地动摇了潼关守军将士的军心士气，无异于自毁长城。
2、成败寄于哥舒翰
由于玄宗误听谗言，不辨真伪，无端诛杀高仙芝、封常清两位大将，致使唐廷中一时无可用之将，因为这时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将领悉将兵在外，来不及调遣。
玄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起用因瘫痪在长安家中卧床养病达10个月之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
平心而论，作为坚守潼关，拱卫京师长安的主帅哥舒翰倒不失为最佳人选，因为哥舒翰不仅极富智谋，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能征善战，勇冠三军；一直是镇守西北边陲的名将，当时边疆人民广泛流传着一首赞颂他的诗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何况他又一向与安禄山不和。但是，这位威震边睡、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又嗜酒如命，沉湎声色，遂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二月，入朝途经土门军，在浴室里洗澡得了风疾，昏厥许久不省人事，后来虽苏醒过来，但从此全身麻木不能动弹，只好回到长安家中专心养病。
直至玄宗决定启用哥舒翰之时，哥舒翰虽然经过10个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大的起色，因此，哥舒翰感到以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无法担此重任，所以坚辞不就。
怎奈玄宗固执己见，君命难违。于是，哥舒翰只好接受兵马副元帅之职，应允抱病挂帅出征。
同时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裨将，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共10余万众，号称2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潼关。
临行时，玄宗在勤政楼亲自送行，并令文武百官在城郊为大军壮行，还为开赴潼关的大军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至此，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全系于哥舒翰一身了。
3、主将抱病，部将内斗
哥舒翰率大军进入潼关后，基于对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仍采用集结重兵据险扼守。
哥舒翰虽曾能征善战，勇冠三军，但此时已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残疾”之人，昔日威震边睡、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姿风采也已荡然无存。
所以，哥舒翰虽抱病挂帅出征，但是来到潼关以后，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只好将军务悉托付于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的田良丘全权处理，相机行事。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且鲜才能的文弱书生，遂令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掌管步兵。
哥舒翰到任后又“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驰，无斗志。”
如此一来，唐军的优势与有利条件只有“地利”了，亦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潼关天险。
虽然，哥舒翰所率潼关守军有诸多劣势与不利条件，但是倘若知己知彼，判断正确，指挥得当，充分利用潼关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滞阻安禄山叛军入关，不仅可保障京师长安万无一失，而且可通过持久战消耗安禄山叛军的有生力量，使其军心斗志懈怠低落，潼关守军届时即可出关一举击溃叛军。
因此，哥舒翰到潼关后在写给玄宗第一份奏章中，就明确提出闭关固守的策略。
他于其中说：
“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
所以，哥舒翰自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岁尾，接守潼关防务时起，一守就是半年，这其间事态发展变化亦证明了哥舒翰闭关固守策略的正确可行。这期间安禄山叛军先后前来犯关。
安禄山见潼关久攻不下，屡次受挫，遂心生一计，令大将崔乾祐仅带4000老弱病残之兵驻扎于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像，而暗中却“潜锋蓄锐”，欲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哥舒翰虽已病残，无法再披坚执锐，冲锋陷阵，但毕竟身经百战，具有较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安禄山这点骗人伎俩即被哥舒翰识破，依旧闭关固守，不予理会。
正当两军在潼关前处于紧张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又开始同室操戈，“内耗”再起。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玄宗加封潼关主帅哥舒翰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其余职务不变。这是从抗击安禄山叛军以来第一个获得“出将入相”殊荣之人。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玄宗将长安的安危休戚，寄希望于哥舒翰及其统率的潼关守军。
然而在大敌当前，作为身系抵御强敌、确保京师安全重任的潼关主帅哥舒翰不是以国家社稷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宿怨，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反而计较个人的恩怨，乘机图谋报复，渲泄私愤。
哥舒翰一向与安思顺不和，而且对其成见误会甚深，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下手。在其手握重兵、官封宰相、委以重任之后，哥舒翰认为机会终于到了。
于是在这年三月，哥舒翰秘密遣人向玄宗奏报，诈称在潼关关口捉住了安禄山派来的奸细，并从他身上搜出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与安禄山里外勾结，相与为乱，并列举了安思顺的七条罪状，请求处死。
玄宗本来就对安思顺不放心，再加上这些事，也未细察核实，就下令将户部尚书安思顺及其弟太仆卿安元贞处死，其家眷被流放到岭南。
哥舒翰报私仇谋害安思顺得手后，其部将王思礼又劝他上表诛杀杨国忠。
如史载：
“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又，禄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王思礼密说哥舒翰，使抗表请诛国忠，翰不应。”
王思礼见哥舒翰如此优柔寡断，遂“又请以三十骑劫取以来，至潼关杀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
虽然哥舒翰并没有诛杀杨国忠的意思，但是，自其杀了安思顺兄弟以后，不免打草惊蛇，如安思顺被诛杀时，“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恰巧这时又有人对杨国忠说：
“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
本来就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国忠听后更是忧心如焚，惊恐万分。
他煞费苦心，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于是向玄宗上奏说：
“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
玄宗并不知其中奥妙，遂应允了。杨国忠以剑南军将李福德统领这支军队。不久，杨国忠又招募1万新兵，由他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屯师于灞上，名为御敌，实质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4、为何唐玄宗催促率军出潼关？
杨国忠的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哥舒翰的高度警觉，他害怕受到杨国忠的暗害，遂上表玄宗，亟请将灞上屯军归属潼关管辖，玄宗立即表示同意。六月初一，哥舒翰又略施小计，召杜乾运前来潼关军中议事，找个借口把他杀了，并将灞上军正式编入潼关军中。
杨国忠此时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更加恐慌和怨恨哥舒翰。这种将相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终于成为迫使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失利，最后导致潼关失守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其后潼关失守，玄宗、杨国忠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哥舒翰亦难辞其咎。
这时，北路唐军郭子仪、李光弼部在河北重创安禄山叛军，到使叛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就连安禄山亦如惊弓之鸟，想要丢弃洛阳退兵范阳老巢。玄宗闻讯喜不自胜，可悲的是，河北诸战大捷的喜讯却使玄宗更加狂妄自大和盲目轻敌。
就在这时，又有人前来报告说，安禄山部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
玄宗据此认为反攻时机已到，遂下令催促哥舒翰立即率军出关，发起反攻，进而收复陕、洛。
哥舒翰坚持不肯贸然出关作战，就连在河北多次重创安禄山叛军的郭子仪、李光弼亦持有同样的见解。
然而，刚愎自用、求胜心切、狂妄昏愦的玄宗，对哥舒翰、郭子仪和李光弼等将帅们得之于前线客观实际的正确主张，根本听不进去，也就谈不上加以采纳。
而杨国忠此时只是盘算如何提防哥舒翰的威胁，惟恐哥舒翰不出关作战，对自己有所不利。根本不考虑轻率出战的严重后果，在杨国忠看来，哥舒翰离长安越远他也就越安全。于是他就在玄宗面前屡屡进言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
玄宗听后却认为颇有道理，遂接二连三地派遣宦官催促哥舒翰率军出关作战，以致途中的使者“项背相望”，络绎不绝。
哥舒翰明知此次出关作战不仅凶多吉少，而且必败无疑，同时他也知道这是杨国忠等人在从中作梗，但身为大唐臣子，又怎敢违抗皇帝之命？
5、惨败而归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哥舒翰捶胸恸哭，不得已于六月初四率军出关。初七，哥舒翰部的先头部队进至灵宝西南的西原（距灵宝约50里），与安禄山叛军崔乾祐部相遇，叛军据险而守。这里南靠首山，北临黄河，中间是条约70里的狭长隘道，地势对叛军极为有利。
八日，哥舒翰率所部与叛军崔乾祐部决战。
交战前，哥舒翰曾与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游观察形势，见崔乾祐部将少兵微，遂敦促大军进发。
并作了具体部署：
以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为前军，庞忠等率兵10万继进，哥舒翰自己则领兵3万在黄河北岸高地擂鼓助阵。及战，崔乾祐带领羸赢卒不过万余人，三三两两，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忽前忽却，唐军见叛军行伍不齐，全无军法，都感到十分可笑。
两军刚一交锋，叛军即偃旗欲遁，唐军见此情景，更是麻痹轻敌，便长驱直进，结果被叛军诱进埋伏圈。
这时，叛军伏兵突起，从山上投下檑木滚石，唐军士卒拥塞于隘路之中，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见王思礼、宠忠陷入重围之中，难以冲出，遂急命士卒用毡车在前冲击，以期打开一条通道。崔乾祐忙以草车数十乘堵塞毡车之前，然后纵火焚烧。
一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唐军悉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遂妄自相杀。不久，又有人说叛军在烟焰中，于是聚弓弩而射之，及至日暮矢尽，方知中计。
这时，崔乾祐见反击时机已经成熟，遂命同罗精骑翻过南山，迂回到唐军背后突然发起冲锋，当即将惊魂未定的唐军拦腰斩为两截，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唐军阵角顿时大乱、自相践踏、溃不成军，有的丢盔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进黄河溺水而死，安禄山叛军立即乘胜追击，又掩杀无数。
这时唐军后续部队见前军大败，也不战纷纷溃散，这黄河北岸的3万唐军远远望见河南的唐军狼狈逃窜，亦一哄而散。哥舒翰只带着数百骑仓皇逃回潼关。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一天大战，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仅有8000余人幸存逃回潼关。
六月九日，崔乾祐率叛军乘胜来攻潼关，唐军残兵败将抵御不住，坚守半年之久的潼关终于被叛军攻破。
6、哥舒翰投降
哥舒翰逃到关西驿，张贴榜文收集溃散士兵，欲克复潼关。俄尔，蕃将火拔归仁先以百余骑包围了驿站，然后入见哥舒翰说：“叛军已到，请主帅赶快上马。”
哥舒翰骑马走出驿站后，见周围并无叛军踪影，颇觉疑惑，正在这时，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规劝他说：
“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
哥舒翰仰天长叹道：
“我身为大唐元帅，岂可降贼？”
说完便欲下马。火拔归仁见状便喝令随从用毛绳将哥舒翰的腿脚捆绑在马腹上，无法动弹，其余不肯投降叛军的将领也被捆绑起来。恰巧安禄山叛军田乾真率部赶到，遂一起投降了安禄山叛军。
哥舒翰一行残兵败将被押解到洛阳，安禄山见到昔日的冤家对头成为自己的阶下之囚。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立刻伏地请罪，并向安禄山讨好献媚地说：
“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灵在南阳，陛下留臣，使以尺书招之，不日皆下矣。”
安禄山听后，喜出望外，遂封哥舒翰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哥舒翰自以为发出书信招降，其过去故旧部下定会积极响应，但是事与愿违，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他们回书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寡廉鲜耻。安禄山见状大失所望，遂罢免了他的官职，并将他囚禁起来。
后来，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哥舒翰等人杀死，哥舒翰虽忍辱偷生多活了几天，但终不免成为安禄山父子的刀下之鬼。
7、大好局面功亏一篑
一生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殊为可叹！可惜！
由于潼关失守，致使唐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郡防御使悉弃城而遁，逃之夭夭，其守城士兵见主将临阵脱逃，亦一哄而散，这样，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之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
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整个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对于迟疑不定，几近穷途末路的安禄山河南叛军，有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亦使河北“渔阳路绝”的极为窘迫困难的局面也迅速得以改观。
刚刚取得河北诸战大捷、并徐图扩大战果的郭子仪部与李光弼部听到潼关失守的消息后，亦感孤立无援，于是主动撤出河北战场，率所部退守太原。
河北地区虽然仍有颜真卿等武装力量坚持抗战，河北诸郡也还在唐朝的控制之中，但由于郭子仪、李光弼主力部队的撤出，小股、零散的抵抗力量，根本不是安禄山叛军的对手，因此，唐朝在潼关之战前于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
由于潼关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于安禄山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长安的陷落也为时不远了。其后，唐玄宗和杨国忠等人都为这次错误的决策付出了沉重而巨大的代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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