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朝代，其发达甚至被著名学者誉为“现代的拂晓时辰”。探究宋朝缘何如此繁荣，则离不开在位整整42年的宋仁宗。
宋仁宗是古代有名的仁君，从其庙号为“仁”便可一窥。
古代谥法规定：“蓄义丰功曰仁；慈民爱物曰仁；克己复礼曰仁；贵贤亲亲曰仁”。
尽管庙号的择定与谥法不同，但我们仍可推知“仁宗”是一个褒义的庙号。也正是因为宋仁宗，后世才有给宽厚仁义之君择庙号“仁”的做法。
仁者爱人，宋仁宗仁义之举历迹
宋仁宗名赵祯，是北宋第四任皇帝。1010年，赵祯出生，很快便被从生母身边抱走，养在当时真宗的皇后刘娥膝下，此事在后世演变成“狸猫换太子”，本文按下不表。1022年，真宗崩，赵祯继位，太后摄政。1032年，刘太后薨逝，赵祯亲政，开始了他长达32年的执政生涯。
遍观《宋史》及诸多宋人笔记，谈到仁宗，不外乎称赞他仁孝俭朴，爱才惜才，豁达善纳。
节俭省物。
仁宗一日视朝，色不豫，大臣进曰:“今日天颜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进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曰:“何谓也?”上曰:“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
据《宋史·仁宗本纪》，有一夜仁宗饥肠辘辘，十分想吃烤羊肉，但他忍住肚中饥饿，没有命令宫人制膳，原因竟是仁宗不忍因口腹之欲而徒增杀戮，也不愿后世子孙因他开例而杀羊，那样就会有不可胜数的羊被宰杀。
还有一则故事记录在欧阳修创作的《归田录》中：
至和二年春，不豫，两府大臣日至寝阁问圣体，见上器服简质，用素漆唾壶盂子，素瓷盏进药，御榻上衾褥皆黄，色已故暗，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黄也。
“器服简质”的皇帝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能做到宋仁宗这般器具都不饰花纹，被褥都是黄色的粗绸，已是十分难得。
宽厚仁广。
《渑水燕谈录》记载，嘉佑六年（1061），苏辙参加科举考试，在试卷中抨击宋仁宗声色犬马，“欢乐失节”，不顾朝政。考官胡宿以跑题判其不合格，不料，消息传至仁宗处，仁宗阅过苏辙的试卷后，认为其是“敢言之士”，正是他想要选拔出的人才。于是，苏辙就这么被录取了。
有时，仁宗的“仁”也非常不拘一格。当时，有位成都的举人向当地知府献言，说只要把守住剑门关，再烧掉所有入蜀栈道，就能使当地自立，割据一方，与大宋朝廷分庭抗礼。谁知，仁宗得晓此事，非但没有处决那名举子，反而为了彰显自己胸襟大度，安排举人做了个小官。
爱惜人才。
宋仁宗非常重视科举，屡颁新措来完善科举制度。比如，他提出临时易题之法，在考试即将开始之前临时更换题目，以防泄题，确保公平。
仁宗之爱才，典型者如柳永。柳永在真宗时期屡试不第，仁宗亲政后，放宽录取标准，钦点了当时已年近五十的柳永中榜。
传闻说宋仁宗读过柳永的词后，很是厌恶柳永，令他“奉旨填词”。其实，单是从1032年仁宗亲政第一年，柳永就被录取来看，这个流传许久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不喜柳永的当是真宗皇帝，据《宋史·真宗本纪》，真宗看罢柳词，批其“属词浮糜”，将他黜落。如此一番移花接木，子戴父冠，仁宗的“冤屈”真不知到何处说。
“仁”宗盛世，星光熠熠的大宋朝堂
若要说历史上哪个时代名人最为汇聚，那么宋仁宗时期必定在榜。
终宋一朝，朝廷对文人十分重视，甚至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语。再加上科举制的不断完善，宋朝的人才遴选堪称是历代王朝中最出色的。
在仁宗朝入仕或通过科举考试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柳永、苏辙外，文臣就有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曾巩、富弼、韩琦、文彦博、范纯仁等，武将有大破西夏边患的“面涅将军”狄青，有创立种家军、三计除野利兄弟的种世衡，等等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除了苏洵未考中进士外，其余王安石、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五人都是在仁宗朝入仕的。文治之盛，真可谓是文曲星下凡。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26岁，范仲淹高中进士，衣锦还乡，他的为官生涯刚刚开始之时，就不断上书，针砭朝政，导致此后几十年一贬再贬，浮浮沉沉。
不过，范仲淹没有就此沉沦，秉持“先忧后乐”思想的他仍旧坚持着上书进谏，哪怕远戍西北也未曾忘记庙堂。终于，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回到了京城，并于当年作《答手诏条十事》，陈述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共十条策略。这便是有名的“庆历新政”。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人，23岁便进士及第，步入官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他，不仅文章做得好，做官也不容小觑。范仲淹发动的庆历新政，欧阳修便是其中一员改革干将。
庆历四年（1044），拥护新政的改革派遭遇重创，仁宗令欧阳修上书辩朋党，于是便有了千古不朽的政论散文——《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之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之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庆历五年（1043），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再度被打压，纷纷革职、改迁，欧阳修上书求情，也被朝廷贬离了京城。此次欧阳修左迁之地，正是滁州。在滁州，欧阳修挥笔写下了人生之叹：
狄青（1008-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人。他出身寒微，少时因闹事曾被投入大牢，因此脸上有了刺字，这既是他“面涅将军”威名的由来，也是他被仁宗朝文官集团排挤的缘起。
关于狄青是如何从乡野村夫成长为一代名将，《宋史》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
“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与谈兵，善之，荐于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
狄青在军事上有特殊才能，又加之后天努力，“折节读书”，方成名将。可以说，仁宗时期西夏边患的稳定，离不开狄青这员大将。
仁宗之仁，盛世背后潜藏危机
宋仁宗继位时，宋朝已经立国六十余年了，正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时候。然而，天下承平日久，“冗官”“冗兵”“冗费”也在日益加重，又有北方少数民族不断侵扰，宋朝实则危机四伏。
尽管今人大多批评宋仁宗平庸守成，但身为国家实际掌权者，他仍有足够的眼光看出大宋王朝沉在水面之下的矛盾和危机。所以，他才会有改革的想法，才会在庆历三年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在范仲淹上《答手诏条十事》后即下令贯彻改革措施。
仁宗在一开始，不可不说没有改革的决心。但随着革新触碰了守旧派利益，争论越来越大，乃至在朝堂上引发“朋党”之争的时候，宋仁宗便开始动摇了。而当他终于想明白无论是改革本身还是改革所引发的朝堂结党都不利于他的皇权时，他就开始退缩，顺应守旧派大臣的主张，将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权力收走，贬谪他乡。
仁宗之“仁”，在宋朝迫切需要改革弊政的时候，其致命性便一览无余。
仁宗之“仁”，还坏在毫无限度，仁而滥赏。并且，今日看来，他的诸多“仁行仁举”也有一丝为己张名的迹象。
如上文提及的成都举子一事，在古代“谋大逆”乃是诛九族的重罪，但宋仁宗不罚反赏，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容大度，破坏了刑罚的公平，也影响了社会对皇权的服从。再如前文提到的科考录取标准降低一事，客观来看有利于发掘被埋没的人才，比如柳永，但标准降得太过，甚至达到了“年满六十岁，无论考中与否，皆可授官”的地步，就是在大宋积弊许久的“冗官”问题上添了一把火。
宋仁宗可谓是成也仁，败也“仁”。因他的“仁德”，宋朝错失了一次革除弊病的机会，而且在其执政的32年里弊政越积越深，社会矛盾越累越大，边患也只是稍有安定。
结语
明代大儒王夫之在其《宋论》一书中说：
“仁宗有大德于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赐；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其余波之害，延于今而未已。”
仁宗的大德，我们今天已享受不到，但是他的大弊政，却真真切切影响了一个王朝的气数，以致今人还在为北宋而叹息。
宋仁宗的仁德的确垂范后世，但也正是这份仁德，使他只能做一个守成之君，不敢越改革“雷池”一步。应该来说，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他，骨子里是一个纯善温良的人，他能体贴宫内侍者、与民共情，就能证明这一点。但可惜的是，作为皇族集团的最高代表，他不得不在日复一日的执政生涯中反复体会统治技术，使得他的仁德渐渐与巩固皇权的手段相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