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明朝历史上最好对付的皇帝是性格温润平实的穆宗皇帝朱载坖，那么最不好对付的皇帝，想来就应该是穆宗皇帝的儿子，万历皇帝。
但如果说万历皇帝是最不好对付的，难免会激起一部分读者的反对，因为有明以来的皇帝，似乎都不怎么好对付，何以把万历皇帝朱翊钧推到首位呢？
诚然，作者有着自己的理由。
太祖朱元璋对臣下十分严苛，曾经轰轰烈烈地借“洪武四大案”发动政治清洗，把将近八万多大臣送上了西天。
成祖朱棣雄才大略，当年以北平一城之地发动靖难，结果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造就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
中期的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尤其擅长太极政治，讲究“政令不由己出”，疯狂地挑唆大臣相互内斗，然后坐享其成。
相比之下，万历皇帝性格温和，甚至还有点懦弱，不管怎么看，都应该要比朱元璋，朱棣之流要好对付。
不过，身为帝王，他虽然没有过于强硬的性格和手段，但却有着前辈们无法拥有的致命武器，而这个致命武器的名字就叫做：懒。
在积累总结了多年的政坛经验，以及经历了多年来受制于臣的执政生涯之后，这位大明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十分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明王朝最大的敌人，不是倭寇，不是胡虏，不是匪患，不是辽东的女真人，而是朝堂上这些大臣们。
而对付这些大臣们的最好办法，不是像高皇帝那样举起屠刀，也不是像嘉靖那样用尽心思，而是消极对抗，晾着他们。
这不能怪皇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臣子们的确是有些太过分了。
万历皇帝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登基，那一年，皇帝只有十岁。
冲龄践祚的小皇帝没有能力独自处理国家政务，所以皇帝人生中的前十年，是在宫中学习和成长，而无法接触到权力的十年。
真正魁柄独持，说话算数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
所以说是“名相”张居正，倒不如说是“权臣”张居正。
张大人所揽之权，不是统领百官的臣权，而是治理国家的大权，是皇帝的大权。
我们必须承认，拥有权力，是张居正报效国家的一种前提条件，但张居正的掌权，即代表了万历皇帝的失权。
张居正当皇帝的家，做皇帝的主，使万历皇帝登基伊始就饱尝了失去权力的机会。
我想，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情感，应该是复杂的。
一方面，张居正是一国之宰辅，对得起自己的地位，一生之中，有半生时间都在肝脑涂地的报效国家，王朝在张居正的手里逐步提升，很快有了中兴之景象。
但另一方面，失去权力的万历认为张居正的大权独揽，是对主上，对帝王的一种深深的蔑视，所以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立刻开始对他进行了清算，包括革去其在位时的诸多功名，以及废黜“张居正变法”的大多数内容。
只有等到张居正死了，皇帝才敢把心中的怨怼发泄出来。
可以见得，张首辅在皇帝的心中，恐怕是一座永远难以逾越的大山，难以忘怀的阴影。
所以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可以掌握权力后，皇帝立刻，马上，乃至于开始马不停蹄地收拢权力，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政由己出，大权独揽的帝王。
皇帝认为，虽然自己没有办法战胜张居正，但好在张居正已经死了，既然张居正已经死了，那么从此之后大明就是自己说了算了。
然而，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大明文官集团很快给皇帝上了一课。
文官们上管天，下管地，可以说是把万历皇帝管得死死的。
别的不说，文官们就连皇帝的立储问题都要插手。
皇帝最为宠爱的妃子，是贵妃郑氏，郑氏育有一子，为福王朱常洵。
万历皇帝爱屋及乌，想要把朱常洵立为储君，但却遭到了文官集团们的强烈反对。
文官们以祖制为依据，指出朱常洵并非嫡子，而且也并非长子，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由此开始猛烈地抨击万历皇帝不守规矩的行为，并且在各种情况下干预皇帝的立储动作。
皇帝和大臣们的矛盾一触即发，皇帝铁了心的要立朱常洵为太子，大臣们也豁出去了，只要不死，绝对不能让皇帝得逞。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已经不仅仅是立储问题的争端，而是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角力，是皇权和臣权的“掰手腕”。
这场权力之争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实在可以称之为漫长。
这期间，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位，部级官员十余人，京官以及地方官员三百多位。
数不清的文臣武将被卷入其中，一百多人遭到罢官贬职，发配廷仗，但即便如此，事到最后，皇帝还是失败了。
多年时间，皇帝试过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诸如和大臣们激烈的争吵，采用强硬的手段来处理大臣，甚至低眉顺眼地恳求大臣，他都试过了，但没有一个奏效的。
最后，皇帝终于妥协了，福王朱常洵没有被立为太子，在大臣们的制约下，和皇帝宝位擦肩而过。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万历皇帝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
虽然死掉了一个张居正，但千千万万个新的张居正又站了起来。
自己陷入了大明王朝文官政治的怪圈，大臣们擅结党羽，沆瀣一气，结成庞大的文官集团，而自己是孤立无援的皇权代表，将会永远的在他们的淫威之下沉沦。
在想明白这一点之后，万历皇帝对大明朝堂，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极深的失望情绪，而这种失望情绪又很快演变成了一种消极厌世的态度，于是，皇帝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漫长的一次罢工。
具体的时间，是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九月十六日。
从这一天开始，万历皇帝不再上朝，不再召见大臣，不再批复奏疏，不再处理王朝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儿。
他开始三十年如一日地在悠悠的紫禁城中蛰伏，休眠。
在这期间，无论文官们如何央求，如何抱怨，乃至于对他进行攻击和谩骂，他就像是一粒砸不扁，泡不透，烧不坏的铁豌豆一样，始终不闻不问，无动于衷。
文官们虽然能积极地在政务上影响皇帝，但那只是在朝堂上。
离开了朝堂，他们就成了下人，所以他们就算十分着急，也不敢撸胳膊挽袖子从后宫里把皇帝拽出来。
所以，回到文章开始作者提出的那个观点，这样一个懒惰的，挂机的，不上班的万历皇帝，实在是有明以来最难对付的帝王。
作为帝王，他的唯一工作就是治理国家，而他如果不工作，国家肯定要出乱子。
而这个乱子，又以“人滞于官，官曹空虚”最为严重。
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皇帝罢工，明王朝的官员任免工作面临着大面积的瘫痪。
从中央到地方，该升职的不能升职，该离职的不能离职，该增补的不能增补，该调任的不能调任。
原因无他，因为官员任免是皇帝的专有职务和权力，皇帝如果不去进行任免，谁也不敢代替他去做。
明王朝的人事系统出现了这样的危机，有些长期任职不能得到妥善安排的官员，等不到皇帝的批复，纷纷自行离退，结果政务系统中的官员们越来越少，以至于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
到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京师九部之中，只有户部和通政司有部长，刑部和工部的部长（尚书），由其它部门的官员兼职，兵部，礼部，吏部这三个部门既无尚书，也无侍郎，更无主事，偌大的办公场所只有公章，不见人影。
大理寺和都察院的情况更为凄惨，非但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连办事儿用的公章也早就弄丢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万历皇帝应该并不着急，而是很满意。
因为这件事儿从头到尾，都是皇帝一手策划出来的对文臣们的报复。
你们不是要我听话么？你们不是干涉我治理国家么？
你们不是要忤逆我的旨意么？你们不是什么都要由你们说了算么？
好！现在我不上班了，大明由你们说了算了！
呜呼哀哉，真是个可怜的万历皇帝，他居然只能用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或许，这才是帝王的常态吧。
人们总是把皇帝的生活想象得太过美好了，认为皇帝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做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但实际上，皇帝的日子，通常是是由不得自己的，并且十分乏味和枯燥。
万历不上朝的三十年里，恐怕日子要比宫外的大臣们，还要难捱。
巍峨的皇宫看起来十分伟大，但本质上是十分单调的。
即便宫墙之上，有雕梁画栋的图案，以及其它各种浮华的装饰，紫禁城也不过是同一种模式的重复。
春去秋来，宫女们把身上的皮袄换成绸子，再换成轻纱，再换成皮袄，又按季节和温度的变化，把用以装饰的花卉从房子中按顺序取出，反正无非是那么几样。
宫里数量庞大的仆人，他们落叶打扫，御沟疏通，和皇帝一样，过着日复一日，日日相同的生活。
这一切的一切，都无法改变一个人精神世界的空虚和寂寥。
在按着既定的剧本而逐渐流逝的时光中，没有惊心动魄，没有神奇境遇，这种死气沉沉的冷酷气息笼罩着皇帝，终其一生，也不曾改变。
因为说到底，万历的庙号虽然叫做“神宗”，但他并不是神，他无法和这个世界抗衡，他也无法击败大臣们，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拥有血肉之躯的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