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记载，姬昌获释回国之后，很快发起扩张战争，“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其中黎国在山西长治，邘国在河南焦作，崇国在西安一带，但姬昌最后一战才攻打崇国，应该是先易后难。
攻打崇国之战，可谓是姬昌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军事冒险，史书记载姬昌围城攻打三个月，仍未能将其攻克，遂“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落”，就是在城外积土为山，整个过程极为艰险，最终才灭掉崇国，随即姬昌迁都于丰地（西安一带）。
根据传统解释，崇国是夏人后裔，即帝尧封禹之父鲧为“崇伯”，在河南登封市嵩山的周围，商汤灭夏之后，登封崇国部落西迁关中，这就是崇国来历。但问题是，这个让姬昌头疼的崇国，真的是夏人后裔吗，传统理解到底可不可信呢？
商朝武丁时期，甲骨文卜辞上有数十条崇侯跟随商王出征的记录，其中“崇侯虎”（史记误以为他是纣王时人）曾多次出征攻打“周方国”（不是后来的姬周）。因此，崇国的确历史悠久，至少早在武丁时已经存在。
学者李硕认为，商朝之“侯”只能商王族人，投靠商朝的异族首领不可能称之为“侯”。笔者认为，这结论是可信的，理由有三：
首先，甲骨文的“侯”，是望楼之下的一支箭，说明身负警戒之责，后来演变为“侯国”，但总归还是含有守卫王朝之意，由于“侯国”事关王朝安全，一般不会假于他族。后来古代侦察兵叫斥候，渊源就在于此。
其次，甲骨文中的“伯”，学者通过梳理发现，“伯”是特指商朝境内外的非商族之人的地方族群首领，而不是我们理解的爵位。
第三，崇侯伐周时，甲骨文上记载的是“周方”或“周”，但之后却记载“周侯”，比如“令周侯今生亡月”。后来，纣王封姬昌也只是“周方伯”。因此，“周侯”身份非同一般，应该是武丁灭周之后，又封了商族之人为“周侯”，只是这个商人周国存世不长。
因此，商朝侯伯之别，应该是商族之人为侯，异族之人为伯。既然如此，那么属于“侯”的崇国，应该是商族之人，也就不应该是夏朝后裔。
考古崇国：完全属于商朝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在陕西西安市灞桥区，距离西安市中心27公里之处，考古发现“老牛坡遗址”，与史书上的崇国位置基本可重叠。
更为重要的是，老牛坡遗址的考古，还有两点有助于揭开崇国的面纱。
首先，考古发现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应该是崇侯居住的宫殿，还有庞大的铸铜作坊，其中炼铜矿渣堆满了一条长18米、深2米的沟渠等，说明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强大的政权。崇国是商朝控制西土的据点，河南以西没有比之更大的商人据点，商朝放心将其交给夏人后裔？如果崇国是夏人后裔，一旦心生异心，那么商朝西部将崩盘。
其次，老牛坡遗址完全属于商人文化，包括存在血腥的人祭习俗，看不到丝毫异族文化风格。如果崇国是夏朝后裔所建，或多或少应该会保留一些夏人文化，不太可能完全被商人同化。因此，从考古事实上看，崇侯不太可能是夏朝后裔。
由此，崇国只能是商人封国，目的是为了控制西土，属于战略性据点。
综合上述甲骨文与考古发现，武丁以来的“崇国”，就不可能是夏朝后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推翻“帝尧封鲧在崇”，因为商汤灭夏之后，可能顺势灭掉了夏人崇国，又建立了一个商人崇国，最终这个商人崇国响应西部大开发，迁徙到了老牛坡遗址。
既然崇国是商人封国，那么先周某些历史或许就要重新思考，比如周人直接领导是不是崇国，周人如何摆脱崇国控制而逐渐做大，姬昌灭崇之后纣王如何应对周人等等。总之，老牛坡遗址之下，必然埋葬着无数秘密，其中很多秘密应该是周人不愿公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