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家天下”的政治格局里，如果统治者真的以自己的家族来管理天下，却往往就会“祸起萧墙之内”，发生骨肉相残的生死内战。西晋的“八王之乱”最为典型。
西晋皇朝是靠着阴谋权术篡夺政权的，当然也怕手下的大臣如法炮制，所以在建立统治时千方百计预防权臣篡权。不敢提倡忠君报国，只敢说以孝治天下，司马氏集团总结自己篡权、曹魏丧权的经验，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曹魏没有搞分封制，皇族都集中在京城，而且皇族没有自己的军队，无法拱卫中央皇朝，很容易被一网打尽。要使西晋皇朝的统治长治久安，就必须搞分封制，广建诸侯藩属，与中央皇朝彼此呼应，既不怕中央的权臣作乱，又可防止地方势力造反。出于这样的看法，西晋皇朝一改秦汉以来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转而倒退复古，模仿西周的制度，实行分封制。
司马炎刚登上皇帝宝座，就封了27位皇族为国王，又授予一些皇族国王都督某方军事的头衔，允许各个国王自己任命国内的官吏。到咸宁三年（277年)，再次大封皇族国王，封了5个大国、6个次国、几十个小国，并规定大国置军5000，次国置军3000，小国置军1100。国王全都出京就国在当地都有政治、财政、军事、人事的全权。为了表示复右。又大封异姓诸侯，除了仿照西周制度，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外，还沿袭两汉的制度，分封关外侯、关中侯、亭侯、乡侯。这些异姓诸侯国也有独立的人事权、财政权，郡公、郡侯、县侯还可拥有军队，只是数量很少。全国的同姓及异姓诸侯国总数有500多个，占全国土地人口的一半以上。
西晋皇朝搞分封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姓篡权，因此在分封诸王的同时，还将各地的驻军也交给几个兼有都督头衔的国王统率。在司马炎看来，仅仅使皇族有了武装还不保险，还要使皇族的武装没有对手。公元280年，西晋大军渡过长江攻灭东吴。随后，晋武帝宣布天下太平，应该仿照古代圣贤之君，偃武修文。下令地方州郡武装一律加以裁撤，只留下警察性质的“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
晋武帝通过分封诸王、罢州郡兵，自认为在防止外姓权臣方面已做到万无一失，可始料不及的是“祸起萧墙之内”，真正想作乱篡权的野心家却正是他所极力扶植的那些皇亲国戚。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在当了34年皇帝后死去，即位的晋惠帝司马衷是个弱智者。传说他有一次问身旁的侍从：宫墙外鸣叫的蛤蟆是在为皇家叫呢，还是在为百姓叫？侍从们无以对答，有个侍从急中生智，说：在皇家地里的是为皇家叫，在百姓地里的是为百姓叫。又有一次他听说全国在闹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就问：灾民们为什么不喝肉粥？晋武帝曾几次想废了这个傻太子，都因为朝臣们援引“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儒家教条加以反对，没有成功。
不过晋惠帝的妻子、皇后贾南凤却是个心狠手辣的女野心家。她是晋皇朝开国功臣贾充的女儿，自15岁嫁给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傻丈夫时开始，就把丈夫牢牢控制在手中。19年来在充满阴谋诡计的皇宫里她变得十分老练，几次都是她设法保住了丈夫的太子之位。她一登上皇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想独揽大权。可是晋武帝死的时候，在旁侍奉的只有杨皇后的父亲杨骏，这也是个野心勃勃的权臣，他趁机改换晋武帝的遗嘱，指定由自己辅政。
作为太后的父亲，他就此做起了不是皇帝的皇帝。贾皇后对于杨太后及杨骏早就怀恨在心，为了夺取权力，她转而求助于分封在外地的宗室藩王。贾皇后首先派人去找汝南王司马亮。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算起来是晋惠帝的叔祖，在当时各个藩王中辈分是最高的，曾担任宗师，负责训导监察宗室成员，在宗室中有一定的号召力。晋武帝死前立下遗嘱，由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杨骏却私自扣下遗嘱，把司马亮赶出洛阳。司马亮因此与杨骏积怨很深。不过司马亮老奸巨猾，不肯轻易表态，打算坐享其成。贾皇后找的另一个藩王是楚王司马玮。
司马玮是晋武帝的第五个儿子，晋惠帝的弟弟，当时才21岁，以勇武暴戾闻名于朝，受封为楚王，并都督荆州诸军事，手握兵权。他听说了这个计划，立刻表示赞同，以朝见晋惠帝为名，带亲兵来到以洛阳，屯兵司马门外。
贾皇后见外援来到，立即与手下密误，起草了宣称“杨骏要谋反”的诏书，让傻丈夫签字面押，连夜出动皇宫卫队捉拿杨骏。杨骏在仓促之中向女儿杨太后求数，杨太后下诏营救父亲，正好被贾皇后当作太后参与谋反的证据，连太后起被捕。杨骏走投无路，在府第被烧、手下作鸟兽散后，逃到马厩，被追兵欣下脑袋。杨骏的亲属及部下都以谋反罪株连三族，被处死的有几千人。
杨骏被杀后，为稳定局势，贾皇后不得不请汝南王司马亮入朝主政。司马亮如愿以偿，以太宰身份辅政，权倾一时。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对于这场宫廷政变无功可言，为了邀买人心，他一上台就大封政变功臣，竞然一口气封了1081个候爵，也隐隐有与贾皇后争权的意图。贾皇后自然不愿意把权力拱手让人，于是这位女野心家又设下消灭皇族藩王势力的连环计。
楚王司马玮总觉得自己在政变中的功劳远超过司马亮，而自己只不过得到执掌京城兵权的北军中侯的官职，心中怨恨。司马亮见司马玮野心勃勃，桀骜不驯，也打算削夺司马玮的兵权。二王势同水火，贾皇后乘机行事。她与亲信合谋，先以晋惠帝的名义下诏，说汝南王司马亮预谋废黜皇帝，命楚王司马玮将其免职。这个诏书写在一张青纸上，晚上由太监送达。楚王司马玮正好要泄积怨，立即动员手下的军队，自称受诏统率中外诸军，有不从命者，军法从事。他派兵包围汝南王在洛阳的王府，自己伪造了诏书，要司马亮交出官印。
司马亮被捕，捆在一辆兵车下，没有人敢去审问，押了许久也不知该如何处理。司马玮唯恐把司马亮送交司法部门会从轻发落，随后下令：杀死汝南王司马亮的，赏布1000匹。司马亮遂死于非命。
正当楚王司马玮作威作福的时候，贾皇后已和谋士们商议停当，派出宫中使者来到楚王的军营，举着表示皇帝权威的旗帜“驺虞幡”（驺虞，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义兽），高声宣布：“楚王矫诏！”士兵们听了纷纷逃散，楚王身边只剩下替他赶车的14岁小童。司马玮束手就擒。贾皇后给他加上伪造圣旨、滥杀辅政大臣的罪名，处以死刑。
在刑场上司马玮还拿出那张青纸诏书喊冤，可没有人敢替他申冤。在晋武帝死后仅一年，就接连发生上述的几次政变，标志着西晋皇朝内乱的开始。不过在这个轰轰烈烈的序幕之后，表面上还是平稳了若干年。
贾皇后在取得了以上胜利后，以自己的族兄贾模为侍中，以舅舅郭彰为尚书、右卫将军，干预朝政。尤其是贾皇后妹妹的儿子贾谧（因被贾充立为嗣子而姓贾)虽官不过散骑常侍、后卫将军，但深得贾皇后的信任，成为朝中最有权势的人。一些人结为“二十四友”，对贾谧拍马奉承，其中石崇、播岳尤为谄媚，每次探听到贾谧出行，就赶紧赶到路口，远远地看见贾谧乘坐的马车扬起的灰尘，马上跪下迎接。整个朝廷纲纪混乱，贿赂公行，酝酿着更加严重的内乱。
下一轮内乱的触发点是废太子问题。贾皇后自己没有生过皇子，太子是由晋惠帝的妃子所生的。贾皇后与太子关系不睦，贾谧也与太子不和。太子本人又奢靡威虐，每日与太监们游玩，时常在东宫摆开市场，亲自操刀卖肉。
贾皇后在贾氏家族的鼓动下，打算废黜太子。她一方面伪造身孕，抱了自己妹夫的儿子当作是自己亲生的皇子：另一方面散布太子种种丑闻。等到舆论制造得差不多了，
贾皇后就设计把太子灌醉，用太子的手写一张悖逆的纸条：“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官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
然后让晋惠帝召集群臣，公开宜示，要将太子“赐死”。群臣不敢怀凝这张纸条的真伪，只是反对处死太子。贾皇后只得将太子废黜，贬为庶人，不久又派人将太子暗杀。
公元300年发生的太子被杀事件，激化了朝廷内部积压已久的矛盾。又一个野心勃勃的藩王乘机作乱，这个藩王就是赵王司马伦。
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在皇族中辈分虽然很高，但名声很坏。晋武帝时曾犯死罪，被晋武帝赦免。晋惠帝即位后不久，司马伦出镇关中，又因滥刑滥杀，激起关中少数民族的反抗，被征召回京。他看准时机，一味逢迎贾氏家族，得到贾皇后的信任，让他担任执掌兵权的右军将军。
一些反对贾皇后专权的朝臣和赵王司马伦联系，请他起兵废皇后。司马伦与他的谋土孙秀商议，以为太子报仇的名义篡权最有可能。司马伦就伪造圣旨，向土兵宣布奉诏收捕贾皇后，从命者封侯，不从命者夷三族。他下令兵分3路，一路去收捕贾皇后。一路去保护皇帝，一路去搜捕贾氏一党的朝臣。才一个晚上，洛阳城就换了主人。贾皇后被关押，第二年被赐死。
傻皇帝被司马伦挟持，便于他经常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令。朝臣中除了贾氏一党外，凡与赵王不和的也都被杀或被贬。司马伦封自己为相国、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按照当年司马懿、司马昭主持曹魏政事的样子，加九锡，增王府兵至1万。他的主要谋土孙秀为中书令，执掌起草诏书，实际上代替晋惠帝发号施令。
赵王司马伦大权独揽，飞扬跋扈，很快就激化了和其他藩王之间的矛盾。既然赵王能以发动政变夺取权力，其他的藩王也就没什么理由不加以仿效，于是西晋的内乱从宫廷政变向全面内战转化。就在赵王政变后还不满4个月的时候，淮南王司马允起兵讨伐赵王。
司马允是晋武帝第七个儿子，在太子被废黜后，曾一度打算立司马允为皇太弟，只是因赵王废贾皇后的政变发生，才没有实现。准南王司马允带自己的军队上京，就任骠骑将军，领中护军。司马伦对他百般猜疑，改任为太尉，名义上官升三级，实际是要夺他的兵权。司马允拒不受诏，率领自己的军队杀出王府，高呼：“赵王造反，快帮淮南王去讨伐！”他纠集起上万人马进攻相国府。准南兵武艺高强，赵王的军队被打败，相国府被团团包围，箭如雨下，差点就射死赵王。
赵王司马伦的儿子司马虔在皇宫里为侍中，赶紧募集了一些武士扮成皇宫卫队，高举驺虞幡和一块白版，呼喊皇帝有诏帮助淮南王，直奔淮南王阵营。淮南王司马允不知有诈，撒开阵脚，放其入阵，自己跪拜出迎，结果被假使者乱刀砍死。赵王司马伦侥幸得胜，屠灭淮南王家族及其部下数千人
。
在赵王平定淮南王后，把自己的王府兵额增加到两万人，实际有3万多人。他把自己的亲信派去执掌兵权，第二年正月就把晋惠帝赶出皇宫，尊为“太上皇”。自己称帝，改年号，发布大赦，俨然是又一位“真命天子”。只可惜不买他账的皇亲国戚大有人在。
两个月后，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长沙司马乂、河间王司马颙等起兵讨伐赵王司马伦，各地的蒙也纷纷以“勒王”为名而起兵。至此。西晋皇朝的第三轮肉演变为全面的内战。
讨伐赵王的主谋是齐王司马冏。司马冏是晋武帝的嫡亲侄子，曾参与赵王废后的政变，但只得到一个游击将军的头衔，司马冏由此怨恨赵王。赵王篡权后，司马冏出镇许昌，与诸王联络起兵，传檄各州郡。
诸王中最早响应的是成都王司马颖。司马颖是晋武帝的第十六子，长期以平北将军的官职镇守邺城，军事实力最强。另一个起兵的是常山王司马乂，他是晋武帝的第六子，原封长沙王。他曾参与楚王司马玮发动的政变，楚王被杀后，他被贬为常山王，出京城去常山就国，倖悻不得志，唯恐天下不乱，一接到齐王的通知，立即出动王府军队向洛阳进军。
河间王司马颙最为狡猾，他是晋武帝的再从兄弟，以平西将军身份出镇关中。他原本拥护赵王，把齐王司马冏派来的使节抓起来送到洛阳。赵王请他出兵相助，他就派了手下的大将张方带兵前往，可军队出发没几天，他又听说齐王等兵力强大，于是见风使舵，赶紧命张方去帮助齐王。这场内战主要在今河南境内进行。齐王首先出兵，可一开始就打了败仗，只得固守待援。好在成都王出动的军队有20多万，在今河南温县一带打垮了赵王的主力。齐王乘胜出击，与诸王合兵进攻洛阳。就在这时，洛阳城里反对赵王的朝臣与左军将军王舆联手，乘着赵王兵败发动政变，杀人中书省，将赵王的来信全部杀死，迎接晋惠帝同官。赵王司马伦在几天后被处死，凡赵王任用的官员一律免职。齐王司马冏率领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洛阳，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齐王、成都王、常山王等发动的这场内战只打了一个多月，但双方战死疆场的士兵就有十多万。诸王在土兵尸骨未寒之际已将权力瓜分完毕：齐王司马冏以“首义”之功执掌朝政，自命为大司马，加九锡；成都王司马颖出兵最多，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常山王司马乂为辅军大将军领左军，复国为长沙王；河间王司马颙首鼠两端，对推翻赵王没什么功劳，但实力强大，齐王只得给他一个太尉的头衔；其他起兵的王公也都加爵进官。不过进行权力瓜分的同时，诸王的阵营也在重新组合。
长沙王司马又公然鼓动成都王司马颖向齐王夺权。而成都王在谋士卢志的劝告下，以退为进，借口母亲有病，悄然回到邺城窥测时机。河间王司马颙则留在关中待机而动。于是新一轮的大乱又在酝酿之中。
齐王司马冏也和赵王一样利令智昏，掌权后专横跋扈，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封了王。在洛阳城里为自己大造王宫，拆毁数百间民房。自己不到朝廷议事，反而要朝臣们到自己府上汇报，肆无忌惮地端坐着受百官的拜见。仅仅掌权一个月，将军王舆就和新封的东莱王司马蕤密谋要废黜他。被他发觉后，将王舆夷三族，司马蕤废为庶人。
又过了5个月，公元302年年底，河间王和成都王讨伐他的檄文就传到了洛阳。西晋第四轮大乱正式开始。河间王当初派出进攻赵王的两万军队由张方率领，一直驻守洛阳以西的新安，这时就近向洛阳发起进攻。掌握着洛阳左军的长沙王司马又响应檄文，起兵抢占皇宫，控制晋惠帝，然后猛攻大司马府。双方在洛阳城中大战三天三夜，火光冲天，箭如飞蝗，连晋惠帝的侍从都被流矢射中，死者相枕，结果齐王军队战败，齐王司马冏被俘，长沙王司马乂下令将他斯首众。齐王的死党均被夷三族，处死两千多人。
长沙王司马乂“首义”有功，按照西晋内乱以来的惯例，开始执掌朝政。起初比较收敛，事事都向在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请示，可没过儿个月就自作主张发号施令，自持晋惠帝在他的手心里捏着，颁发圣旨很容易。消灭齐王势力后不过1个多月，成都王、河间王与长沙王的矛盾又激化起来，西晋的第五轮大乱就在这三王之间爆发。
公元303年，河间王派人去洛阳暗杀长沙王，阴谋败露后，河间王联络成都王，以长沙王“论功不平”“专擅朝政”为名，宣布起兵讨伐长沙王。河间王司马颙出兵7万，由西向东；成都王司马颖出兵20万，由北向南；两路大军夹击洛阳。
长沙王司马乂兵马虽然不多，可手里却有一张王牌：他挟持着晋惠帝“御驾亲征”，带着皇帝与两王在洛阳一带打起了运动战。虽然一度让河间王的大将张方攻入洛阳，但在对成都王军队的作战中胜多败少，3个多月中杀死成都王军队六七万人，只是在战略上长沙王处在内线作战，地盘越来越小，粮食供应不足。这时又一个野心勃勃的藩王跳出来，在西晋内乱的舞台上唱起了主角。他就是东海王司马越。
东海王司马越是司马懿的侄孙，算不上是西晋皇室的直系，他的父亲在晋武帝死时曾一度任司空，司马越自己因参与推翻杨骏的政变，得以加封为东海王，一直在朝廷任眼，官至司空。他见长沙王处境不妙，在一些将领的鼓动下突然对长沙王发动进政，逮捕长沙王司马乂，然后请晋惠帝下沼，免去长沙王的官职。
为避免长沙王的军队反抗，他又授意河间王的大将张方处死长沙王司马乂。随后，成都王司马颖以胜利者的身份进人洛阳。河间王司马颙因为后方不稳，命张方率主力赶回关中，洛阳朝廷成为司马颖和司马越的战利品。司马颖自任丞相，司马越为尚书令。
成都王司马颖派5万军队驻守洛阳的12道城门，并撤换所有成守皇宫的军队，代之以自己的军队，并把朝廷中凡是曾反对自己的大臣全部杀光。在清扫了朝廷以后，司马颖又回到自己的老巢邺城进行遥控。不久司马颖指使废太子，河间王顺势请封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东海王司马越见成都王步步紧逼，挟持晋惠帝下诏讨伐成都王，自命大都督，号召天下“勤王”。两王的联盟才两个月就彻底破裂了。
公元304年爆发的西晋第六轮大乱也是皇族内战。先是成都王派驻洛阳的军队败回邺城，东海王司马越居然凑起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大军，挟持晋惠帝御驾亲征。双方在安阳一带会战，司马越却打了个大败仗，晋惠帝被司马颖的军队抢走送入邺城，司马越只得逃往自己的封国东海那（今山东、江苏交界地区)。
不过成都王的胜利极为短暂，北方的军阀王浚和司马越的弟弟东赢公司马腾借助鲜卑族及乌桓族的兵力南下，成都王的军队接连失败，遗不成军，司马颖连老巢邺城也保不住，裹挟着晋惠帝仓皇逃到洛阳。
河间王派来接应的将军张方也不想坚守已被自己的军队劫掠一空的洛阳，又带着晋惠帝和成都王退往长安。一年来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晋惠帝实在不想再走，躲到皇官的竹园里哭着不肯上车，被士兵们硬拖上车带走。
河间王司马颙为了求得一个缓冲机会，在长安以晋惠帝的名义，宣布废除成都王“皇太弟”名号，改立晋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自己为太宰，东海王司马越为太傅，共同主持朝政。
可惜司马越只给了河间王不到半年的时间，第(305年)就在东海起兵宣布讨伐河间王，王浚、司马腾等奉东海王为盟主，而一些地方豪强则借口为成都王讨还公通起兵乱。为了扩充兵力，这些起兵的落王及豪强全都借助少数民族武装，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也乘着这个机会混水摸鱼，西晋的第七轮大乱最终使全国陷入大规模混战。河间王司马颙见以东海王为首的各路诸侯来势汹汹，先是把张方当作替罪羊，将张方的脑袋送出去求和。
东海王置之不理，继续进军，很快攻入关中，河间王司马颙战败，单骑逃人山中。东海王抢得晋惠帝，用一辆牛车把这个倒霉的皇帝带回洛阳，以鲜卑族为先锋的军队在长安烧杀抢掠一通后扬长而去。河间王在部将帮助下夺回长安这座空城。
成都王司马颖在这场战事开始时进入河北，河间王给他士兵千人，妄图东山再起，但所部均为乌合之众，一触即遗。成都王驾着一辆马车，载着两个儿子狼狈逃窜，被当时盘踞邺城的范阳王司马虓捕获。不久司马虓暴毙，手下的部将怕邺城的土豪拥戴成都王，就抢先下手杀死成都王司马颖及其两个儿子。
东海王司马越自认为已获得全胜，晋惠帝对他来说已失去利用的价值，暗中布置毒死晋惠帝。皇太弟司马炽即位，史称晋怀帝，召河间王司马颙来洛阳辅政，可河间王才走到半路上，就被司马越的弟弟南阳王司马模暗害。这时全国已经不复有统一的朝廷政令，司马越仿照曹操的故事，出镇许昌；他的哥哥高密王司马略出镇襄阳；他的弟弟南阳王司马模出镇长安；另一个弟弟新封的新蔡王司马腾出镇邺城，各自割据一方，俨然是“四兄分晋”，与其他的割据政权混战不已。
当年新蔡王司马腾被石勒杀死。5年后司马越病死，石勒剖其棺、焚其尸，声称为天下人报仇。长安的南阳王司马模也在这一年兵败被杀。晋怀帝则在司马越病死的同一年被前赵主刘聪俘获，受尽屈辱后被处死。长安的晋臣拥立秦王司马业为皇帝，史称晋愍帝。这时的长安城里只有百户人家，公私马车只有4辆。这个小朝廷勉强维持了3年，最终在公元316年被匈奴族建立的汉国消灭，历史上习惯将这一年作为西晋皇朝灭亡的时间。留在北方的晋皇族成员在这前后几乎被斩尽杀绝。
上述的西晋皇族内部战乱自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至晋怀帝光熙元年(306年)，共16年时间。作乱的皇亲国戚不计其数，但历史上习惯将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长沙王司马乂、齐王司马冏、赵王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这8个藩王指为祸首，称之为“八王之乱”。
在中国历史上像“八王之乱”这样大规模的皇族内争现象是比较罕见的，尤其是像“八王之乱”这样直接导致皇朝灭亡的现象更为罕见。原因固然可以列出很多，但是西晋皇朝实行的复古分封政策肯定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在中国古代都只是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都只是皇帝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在历史上。思想家们一直讨论着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问题。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中认为：郡县制是秦朝“私其一己之威”的产物，但与分封制相比客观上又是“公天下”的制度。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则认为这两种制度都出自专制君主的猜疑心理。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皇帝把国家当作自己家的私产，唯恐有人要偷要抢，百般提防，用一个人怕他欺骗自己，另设一个人来加以监视；无论分封还是郡县，都是“非法之法”。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说：曹魏怀疑同姓，西晋怀疑天下，无论分封还是郡县，只要是出于这种怀疑心理的制度，都必定要导致“乱亡之祸”。这些见解都是相当深刻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家天下”的前提下，这两种制度都不能保证长治久安。
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与郡县制相比，分封制往往更容易导致分裂战乱局面的出现，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的大破坏。
首先，分封制割裂国土，诸侯并列，很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分封制下各个诸侯国各置关卡，妨碍人口和物资的交流，推迟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影响民族文化的融合与进步。
其次，正如柳宗元所指出的：分封制下，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世袭继任，贪暴之君无法迅速黜革，贤能之君也无法加以提升，这样就容易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
再次，分封制下的皇族同姓诸侯篡夺最高统治权的可能性似乎要高于一般的官僚贵族，同姓诸侯篡夺最高统治权的行动似乎更容易找到“合法性”的外衣。异姓官僚贵族篡权很容易被戴上“乱臣贼子”“犯上作乱”之类的帽子，遭到其他官僚贵族的反对，即使成功的篡权者还可能在历史上遭到口诛笔伐。而同姓诸侯篡权则可以“天下一家”，省去不少的麻烦，至少可以援引周公辅成王的典故，执掌实际权力。
不过正因为如此，篡权夺位对于皇族同姓诸侯的诱惑更大，皇族同姓诸侯更可能起兵作乱，更可能是封建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上述原因，历代的统治者在分封皇族问题上都很谨慎。大多数情况下分封的诸侯只能享受封国的赋税收人，不得干预封国的行政，尤其不得拥有军队武装。这样既满足家天下的贪欲，又可防止尾大不掉。然而西晋统治者却完全无视秦朝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了实现自己家族疯狂的占有欲，倒行逆施，实行复古分封，最终导致社会的大破坏、大倒退，也使自己家族内部骨肉相残，同归于尽。概括而言，西晋统治者的失策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实行裂土分封，广建诸侯，给予诸侯在封国内的行政权力、人事任命的权力，造成藩国林立，各封国自成体系，预示着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
二是给皇族同姓诸侯藩王配备军队，虽然看上去这些军队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但是考虑到西晋统治者同时裁撤地方驻军的因素，藩王的军事实力在地方上就具有了相对优势，便于割据一方，稍加扩军，就有能力进行武力扩张。藩王带自己的军队上京，有能力发动一场宫廷政变，如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就是依靠自己的军队发动政变的。另外西晋统治者还授予一些藩王都督某地军事的权力，更是助长了藩王起兵作乱的野心，如起兵反对赵王司马伦的三王都是出镇一方的都督，具有发动内战的军事实力。
三是西晋统治者采用以亲王辅政的惯例，主观上是企图以亲之义稳固王朝统治，但客观上，反而加强了诸侯藩王的觊觎之心，藩王都力图以此名义干预朝政，进而篡权夺位，结果加速了西晋皇朝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