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以及具有中国血统的人都被称之为华人，甚至我们国家的全称，也冠有“中华”二字。
但事实上，从古至今，我国都没有“华族”或“华国”一说，“华”的直接来源是与“夏”字的互文，在古汉语当中，“华”和“夏”的声母、韵部相同，史书也常常将两个字互通互用，比如《左传》中就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里的夏和华就是同义词。
在更多的历史文献中，则通常二字连用，称为“华夏”也叫“有夏”或“诸夏”，这个“夏”字就是源自夏朝的国号。直到今天，华夏一词都是中国的别称。而追根溯源，自称“华夏”或“夏”，始于周朝。
周人在完成商周鼎革之后，曾骄傲地宣称“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我图夷兹殷……其有夏之居”，自称夏人的周人，在夏朝灭亡500余年后，再次打出了第一王朝的旗号。
如果从后世王朝兴替的历史案例逆推，周朝是以臣子的身份推翻了宗主殷商的统治，为了博得政治合法性，那么打出被殷商推翻的夏朝的旗号，把造反变成恢复祖宗江山，自然有了统治的法理。
不过，这一推测有两个不合理之处。
其一，周武王在《牧誓》中，列举了一大堆伐商的理由，甚至连“惟妇言是用”都用上了，但唯独没提过自己是夏人后裔这一条，显然，周武王并未像后世诸如反元的红巾军领袖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那样，为自己建立一套造反说辞。
事实上，周天子为姬姓，而夏朝君主则为姒姓，姓氏的不同，已然否决了周夏王族同源的可能。现代考古也已经证实，夏文化的主体在豫西二里头，二里头文化在晋南豫西一带发展序列明晰，内涵丰富；而豫西却不见先周文化，反倒是在陕甘交界地带，发现了丰富的先周文化遗迹，这种空间上的巨大跨越，表明周人甚至连夏后氏旁系分支都算不上。
武王伐商虽然灭亡了商朝，但这并不代表商族群的消失，他们以殷遗民的身份接受了周朝的统治，这其中就包括纣王的兄长微子启所建立的宋国。在大量殷商贵族面前，以夏人身份建立统治的合法性，很难起到实质作用。
毕竟，对于“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商的先人有了书册典籍）的商族人来说，他们很清楚周人的究竟是不是夏后氏的后代子孙。
其二，夏朝法统的建立，本身也是通过暴力夺权手段来完成的。中国王朝文明的奠基，肇始于尧舜时代。当然，这里的尧舜恐怕并非个体，因为按照史书记载，尧在位共98年，其中70年为亲政，后28年做了“太上王”，由舜代行权力。
舜的情况同样如此，舜在尧在世时就已经摄政了28年，晚年时又效仿尧让位于禹，自己又过了17年才死去。尧舜的超长寿命，折射的恰恰是尧帝的陶唐氏、舜帝的有虞氏先后执掌部落联盟最高权力的情况，而尧、舜不过是两大部落历代最高首领的统一称谓罢了。
如果我们从考古发现角度去观察，代表陶唐氏遗存的晋南陶寺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2300年一直延续至前1900年，前后存续时间近400年，已然进入了夏纪年范畴。这表明，尧让位与舜，所让渡的是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领导权，即天下共主由陶唐氏变更为有虞氏，而非让渡陶唐氏君主的位置。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奇特的“禅让”机制，并非像儒家所宣扬的那样是出于上古圣王的贤明，而是酋邦性质的部落联合体所衍生出的一种“轮流坐庄”模式。
根据考古发现显示，龙山文化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大大小小上千个聚落，遗址面积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每个聚落的经常性人口在千人以上。这些聚落按照血缘、联姻等方式，组成一个氏族体共同对外，实力此消彼长，尧帝所在的陶唐氏、舜帝所在的有虞氏皆是此例。
直到大禹的出现，彻底推翻了已运行数百年的权力交接模式。
禹背后的姒姓部族，通过治理洪水，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夏后氏大部族，这其中就包括有夏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等，随着实力的上升，夏后氏取代有虞氏而成为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
但禹在权力交接问题上，却并未遵守约定，对此，《战国策》有记载：“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大禹虽然名义上将共主地位让渡给东夷部族的首领伯益，但却为启培养了大量党羽，最终，夏启通过暴力手段从东夷部族手中夺回了最高权力，继续维持了以姒姓有夏氏族为核心的天下共主地位，这就是所谓的“名传天下于益，实令启自取”。
但禹、启父子此举，也意味着大禹家族将世袭代表夏后氏部族出任部落联合体最高首领，组成夏后氏部落的其它氏族将再无权问鼎，这自然引发夏后氏内部的不满，有扈氏首先站出来反对。于是，夏后氏内部爆发了甘之战，最终，夏启获胜，部落联合体时代彻底终结，夏王朝建立。
由此可见，夏朝的天下，并非是有虞氏让渡给夏后氏后自然形成的，而是充斥着暴力和权谋。既然夏朝的天下也是抢夺来的，那么夏商周三代的权力更迭就具有了同一性，周人以有夏自居的用意，显然就不能解读为标榜夺权的合理性了。
孔子的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孔子，姓子，宋国公族之后，也就是说，孔子其实是殷商后裔，与被周武王推翻的商纣王同源。商族的起源脉络较为清晰，他们最早生活在河北漳河流域一带，创造了下七垣考古学文化，跟豫西为中心的夏文化族群八竿子打不着，甚至都不在尧舜大联盟部落的体制内。
但在孔子的理念里，也把自己列为了有夏的范畴，而将未纳入王化的地方称之为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夷夏之分。
其实，在西周分封的上百诸侯国中，除了杞国是正儿八经的夏朝后裔以外，其它诸侯国或为姬姓诸侯、或为像宋国一样是源自不同族群后裔的封国。
但奇怪的是，这些由上古不同部落族群演化而来的诸侯方国，无一例外的都将自己自称为有夏、诸夏，管仲在劝诫齐桓公尊王攘夷时，就提出了“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的论断。
这种民族共同意识，显然出于自觉，否则仅通过周王朝的官方灌输，绝难让包括孔子在内的殷商后裔也产生如此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自周王朝以后的人，都以华夏自居呢？换言之，夏朝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会成为不同族群后人共同的标签呢？
考古发现为我们解开了困惑。
《左传》曾有句名言：“昔伊、洛竭而夏亡”，上世纪50年代，著名考古专家徐旭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伊洛一带开展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已成考古界的主流共识。
不过，二里头文化所呈现的面貌却与早于它的龙山时代诸多考古学文化截然不同。
扎根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却并非由河南本地的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它的底层陶器继承自河南龙山文化，而上层建筑所折射出的文化源头却涵盖了晋南陶寺文化、河南新砦文化、山东海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甚至浙江良渚文化等诸多源头。
这表明，二里头文化是众多不同族群文化共同汇聚而形成的，它既实现了取长补短，又完成了多元归一。
而反观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时代，各处考古学文化之间隔阂严重，典型的特征便是大量带有军事防御用途的城邑的发现。
比如曾做过部落共主的陶唐氏遗存—陶寺遗址，就发现了深沟高垒的城墙，略晚一点的陕西石峁遗址，甚至发现了内外双城角楼和疑似“马面”等附属设施。
曾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长的许宏教授曾有如下归总：“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
敌对色彩的浓厚，自然也就阻隔了不同文化族群的融合。像上文提到的陶寺文化、良渚文化然一度辉煌，但其内部文化因素却非常单一，也未能突破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实现跨地理单元的传播辐射。
这跟二里头文化所发现的源头多元，没有修筑城邑有着很大不同。
二里头遗址仅有宫城而无外城城墙的修筑风格，与殷墟和秦都咸阳高度雷同，后两者也同样没有修筑外城。表明夏王朝时代，突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界线，组成夏族群的群体不再是单一的夏后氏同姓联合体，而是融合了众多其它族群，这些族群在外围建立的卫星城邑，自然而然成了二里头遗址的屏障，这就是考古学家眼中的“大都无城”。
为什么夏朝会呈现出这样的场景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那场上古旷世洪灾。根据张莉博士等团队的研究显示，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中普遍发现了大洪水冲刷留下的痕迹，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显然，龙山晚期，绝大多数氏族部落都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但也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崛起，其一经出现，就呈现出文化面貌的多元性。
这充分表明，在大洪水过后，残存的氏族聚落共同迁居到了当时最适宜农耕的洛阳盆地，根据文献记载，这次大迁徙的主导者，应该就是负责治水的夏后氏。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血缘为纽带的族群壁垒不复存在，洛阳盆地成了不同族群共同的复兴之地，而这个大融合族群的国号“夏”，也就成了所有族群后裔共同的文化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