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 画像）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二月。
明神宗朱翊钧没来由地患了一场大病，很快就到了水米不进，行而将死的地步。
皇帝的自我感觉十分不好，他躺在床上，消极悲观地认为，自己恐怕是要挂了。
于是，神宗很快找来了内阁中的诸位大学士们，以及时任内阁首辅的沈一贯。
皇帝的意图十分明显，既然自己命不久矣，总要趁着自己苟延残喘之际，交代一下后事。
神宗皇帝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握着沈一贯的手，说了这么一句话：
《明史》：...佳儿佳妇付与先生，惟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法司释久系罪囚...
皇帝的话很多，但总结起来无非三点。
其一，皇帝希望沈一贯等诸位大臣可以在自己死后，尽心尽力地辅佐太子登基。
其二，皇帝打算普免天下钱粮，顺便开释一些死刑囚犯。
其三，皇帝反思自己在位期间苛捐杂税尤多，所以临死之前，打算终止矿税制度。
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看得出来，明神宗作了一辈子的妖，临死之前，也想干点好事儿。
此时，内阁首辅沈一贯跪在地上，表情沉重，恭听上谕，一项一项地听皇帝说完，然后一抹眼泪，拍着胸脯跟皇帝表示，您放心，您交代的这些事儿，我一定办到。
当天晚上，内阁的大臣们以沈一贯为首，替皇帝拟定了谕旨，就等皇帝咽了气，立刻昭告天下。
（沈一贯 画像）
但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原本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的明神宗居然身体恢复了大半，没过几个时辰，竟然步态从容，气色红润起来，于常人无异了。
皇帝前脚恢复完身体，后脚就开始变卦了。
他对自己昨天的行为十分后悔，认为自己不应该轻易地许下那些承诺，于是皇帝一狠心，立刻派出几名小宦官，到内阁中去讨要圣旨，希望自己可以收回成命。
沈一贯当然不想给圣旨，内阁的大学士们当然更不想给。
普免钱粮，大赦天下，废除矿税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
何况君无戏言，你一个当皇帝的，不能连这点信誉都不讲了吧？
大臣们盼着皇帝能讲信誉，但神宗皇帝此时却几乎已经要急眼了。
他大发雷霆，先后派了二十多名宦官到内阁中索要圣旨，那奉了皇帝命令的宦官们手段非常，软硬兼施，硬是把圣旨从沈一贯的手中抢了回来。
神宗皇帝，到底是食言了。
从此之后，朝廷大臣们再上书建议有关废除矿税之事，神宗皇帝都不再理会，终万历一朝，矿税之弊不能终止，积害甚深。
小故事到这里告一段落，因为我想有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会十分好奇，什么是“矿税制度”呢？
（矿石）
所谓矿税，其实是有明以来一个固定税种，自太祖高皇帝时期就已经存在，通常指对一些种类的稀有金属征收的特别税，而我们广义上，普遍意义上所提到的“矿税”，大概是指明神宗在位期间，施行的“开矿”和“榷税”两项政策的合称。
大概在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左右，神宗皇帝朱翊钧为了增加明朝国库的收入，以及填补自己日趋庞大的个人开支，开始派遣身边的宦官们开采矿场，希望可以通过开矿的方式实现盈利，此谓之“开矿”。
一开始，宦官采矿的行为只不过是在北直隶一带，之后逐渐波及全国。
朋友们，皇帝的想法很好，让宦官们下到地方，找个矿场，疯狂开采，然后把开采出来的矿石换成白银，最后这些钱再纷纷流入自己的口袋。
可想法固然好，但皇帝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采矿不是什么基础技术，不是说随便拎出个人都能上手的。
这些负责开采矿场的宦官们既不懂堪舆，也不可能学过地理学，所以他们一旦下到地方，完全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千里江山，万里锦绣，走走容易，但想要在这成片的土地中找到矿脉，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宦官们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皇帝交给自己的任务，势比登天，实在很难完成。
（宦官）
他们在明白靠自己开采矿脉无异于天方夜谭之后，很快又明白也许皇帝要的只是结果，并不是过程，反正采矿的意义是为了产出矿石，而产出矿石的意义，则是为了兑换为白银，既然如此，我们只要替皇帝搞到钱不就行了？
于是，这些为情势所逼，又稍微有点丧心病狂的宦官们开始在自己负责的地盘抽取十分幸运的富庶人家，随口谎称其家中隐藏着矿脉，所以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让朝廷把你们家的房子给拆它个支离破碎，然后掘地三尺的找矿脉（搞不好祖坟也会被刨），要不然就赶紧交一笔钱，息事宁人。
富户们当然不愿意被强拆，所以纷纷交钱了事，而所缴纳的银钱数额，往往要比采矿的营收还要可观，宦官朋友们屡试不爽，他们身负皇命，无人敢拦，敲诈完这一家，敲诈下一家，很快，所谓的采矿运动就演变成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敲诈勒索行为。
而“榷税”，则是指神宗皇帝认为单靠开矿已经不能满足大明国库的银钱流通，所以又派出一大批宦官，赶赴全国各地的商户处，收取额外赋税的行为。
朋友们，本朝商税极低，太祖皇帝朱元璋曾经订下过“三十税一”的商税，即百姓们只需要把每年劳动或经营所得的三十分之一上交到朝廷就足够了。
如此之低的赋税比例，实在是为了符合明初开国时经济萧条的国情。
（明太祖朱元璋 画像）
那时节老百姓过活尚且不易，所以降低赋税，是一种统治者的体恤之策。
但到了神宗皇帝在位时，明朝的农商，工商业发展已经十分平顺，商路渐通，货殖日繁，三十税一的赋税比例显然是有些过低了。
所以本质上，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订合理的税率，考究的安排负责征收税款的工作人员，完善税务体系并不为过，但很可惜，神宗皇帝剑走偏锋，他没有通过政府体系，抑或是通过官方手段来调整赋税，反而走了之前开矿的老路，派出宦官到民间强行征收，实在是劳民伤财的举动。
这些宦官们在此前的开矿活动中尝到了敲诈勒索的甜头，所以在“榷税”时往往故技重施，成百上千倍的向民众勒索财物，老百姓深受其害，导致当时民怨冲天，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在大臣们看来，矿税除了能替皇帝搜刮民间老百姓们的血汗钱之外，百害而无一利，所以神宗年间几乎明朝政坛上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曾经向皇帝上疏，恳请废除矿税制度，但神宗皇帝充耳不闻，乃至于临时反悔，可见皇帝在这条压榨百姓的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不过除了之前内阁首辅沈一贯的这件事，另有一件事儿，现在看来，倒是十分有趣。
当年，在反对矿税制度的大臣中呼声最高的，是内阁阁臣叶向高。
（叶向高 形象）
叶向高仕途几载，曾经在熹宗年间担任内阁首辅，在写给皇帝的一封奏疏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臣以前总是十分怀疑，皇帝是天下之主，富有四海，先帝（指神宗）为什么当年还要大费周章地收敛这天下间的财富呢？但现在辽东战事吃紧，西北又有匪患，整个大明的国库都不能供给朝廷的粮饷开支，只能靠先帝当年攒下的矿税银来维持战争的用度，臣这才明白了先帝的深谋远虑。
这段话说得有理有据，也不知道是叶首辅马屁拍得好，还是他真心觉得好。
不过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历来被人们所诟病，被人们认为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矿税制度，真的如此不堪么？
别的不说，如果没有当年神宗皇帝通过矿税所攒下的这笔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东战场上，或许大明早就玩完了。
神宗皇帝矿税之政，大概攒下了三千多万两的内帑，而当时的明朝如果没有这笔钱，恐怕山海关早就守不住了，更谈不上之后崇祯皇帝兢兢业业的十七年了。
（晚明战乱）
当然了，作者这样讲，是有一个假设存在的。
神宗皇帝的矿税是暴政，这毋庸置疑。
但如果神宗皇帝当年能够堂堂正正地通过户部，通过正常手段来提高赋税，那么明朝的灭亡还会如此迅速么？
这个答案，似乎也是呼之欲出的。
人们常说，历史不容假设，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
饱受史学家批评的神宗矿税，反倒成了延续明朝命脉的重要因素。
这实在是历史的荒诞和不能想象之处，不过大明灭亡这个锅，神宗皇帝总是要背的。
人说治大国如同烹小鲜，而神宗皇帝朱翊钧，很显然并不是一个好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