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炒作两党就债务上限达成共识是“美国经济的巨大胜利”，但越来越多媒体和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国会通过的债务上限法案正通过“松绑举债”抽干市场流动性，通过“约束开支”减少刺激力度，加剧市场对美国财政、货币端口“双收缩”的担忧。
美国经济风险不仅没有消除，部分领域风险甚至进一步增加。
一方面，法案将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初。一些市场分析人士预期，近期“腰包干瘪”的美国财政部可能因此大肆举债，给市场带来一场国债发售“海啸”，在流动性本已紧张的市场上产生巨大虹吸效应。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日，财政部库存现金盈余已跌破230亿美元的危险低位。不受债务上限约束后，财政部预计到本月底将把现金库存充实至5500亿美元。市场人士甚至预计，未来数月美国财政部举债规模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
摩根大通分析师尼古劳斯·帕尼格佐格卢认为，美国财政部发债带来的流动性冲击可能“只有在像雷曼危机这样的严重崩溃中才会看到”。美国银行分析师估计，其产生的经济影响与加息25个基点相当。
彭博社认为，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以来，美国多家银行“爆雷”关闭，金融体系压力骤增。财政部充实现金流的举措将从市场抽走大量流动性，其负面效应可能超过先前历次债务上限风波的市场后遗症。
另一方面，法案对美国2024财年和2025财年联邦开支进行限制。市场人士认为，美国经济最近几个季度受诸多不利因素拖累，主要依靠联邦支出才勉强实现增长，而债务上限法案对支出的限制可能抑制这一支撑因素。
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迈克尔·费罗利认为，在经济衰退预期之下，财政政策对增长的支持作用往往更高，法案导致财政支出减少，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和就业产生更大影响。
“两种政策都在后撤并相互放大（市场冲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斯旺克说。
除短期内增加金融风险、削弱增长动能外，就长期而言，债务上限法案无法实质性改变美国经济在债务问题上面临的长期制度之弊。
从时间上说，两党同意限制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支出，换取债务上限问题至2025年年初的解决方案，时间节点正好设在下届总统上任和部分国会议员履新之时，相当于将“旧账”推给“新官”。
从内容上说，与美国债务相关的两个关键财政问题——福利支出和税收收入，均未在法案中有重要体现。民主党人担心推动增税将对大选带来负面影响，而共和党人担心迫使民主党缩减福利后遭到政治反噬，双方最终相互妥协。
《经济学人》评论认为，此次通过的债务上限法案虽然被称为“财政责任法案”，却没有实质性触及美国财政“不负责任”的病根。在债务上限2025年年初重新生效之际，下一场围绕债务上限的党争大戏几乎肯定会上演。
《华尔街日报》感慨道，政治极化并非美国独有，但美国是唯一一个各种政治力量拿债务问题做如此多政治文章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