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提出了一个池塘理论。即天下财富就是池塘里的水，不在民就在官。所谓为国理财，就是“设法夺民”、“头会箕敛”。
那么，对于司马光的这个池塘理论，王安石会怎么反驳呢？
神宗皇帝没有给王安石反驳的机会。“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神宗皇帝说我的意见与司马光一致，争论到此为止。察其言更要观其行，神宗皇帝真心会认同司马光的意见吗？
当然不会。
这个少年天子与王安石一样，血管里奔涌着热情的血液。“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对于两府“乞南郊勿赐金帛”的意见，皇帝的答复，不是司马光的附议，而是王安石的批评。这时候，我们可以认为神宗皇帝的立场与王安石的立场是一致的。
但是，王安石的立场和方略，就是积极财政和开源增收吗？
如果仅是如此，那司马光的池塘理论就可以把它证否。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他的立场叫“善理财”。这个立场到底该怎样理解呢？也就是王安石施政的总原则是什么。
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所谓“变风俗、立法度”，都是高阶大词。这些个大词要变成明确的立场或观点，就需要降维拆解。但御前会议的时候，王安石没有说。梁启超评价王安石“非好言之人”。所以，我们只能在史料中揣摩查找。
在《与马运判书》中，王安石如是说：
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
这封书信的摘录，可以作为王安石变法的总原则。引文很长，但降维拆解之后，只有三个问题和一个核心。
首先，财政问题是什么。开支太大只是一方面，理财无道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解决财政问题，就不能只聚焦在节流上，而要“善理财”。
第二，国家财富从哪里来。池塘是死的，天下却是活水。“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这是一个小河（百姓）有水、大河（国家）满的逻辑。所以，把蛋糕做大，实现为民制富，自然就会小河有水、大河满，国家也就有钱了。
第三，现实问题是什么。你王安石说要变法，是因为现在不好，或大家都错了。那大家都错在了哪里？“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宋朝的问题就是：这个当家的“严父”一直在跟老百姓做买卖。你就是把老百姓的钱全都赚走，到最后还是没钱。
之前，在讲均田制的时候，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为民制产。为民制产的三个功用，分别是打破豪族社会基础、实现财政负担均衡以及提高财富生产效率。而历史发展到宋朝，豪族问题已经不再严重，财政负担已经相对均衡，生产效率更是大幅提高。然而，国家还是没钱。那怎么办？
这时候，为民制产就需要新的发展，那就是为民制富。即所谓“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原则就是为民制富。
这个认识维度，已经高出了整个传统时代。
现在就有两个立场，一个立场是王安石的为民制富，一个立场是司马光的池塘理论。那么，我们更应该认同哪一个呢？或者说，这两个立场，到底有什么不同？
司马光的池塘理论，看似自洽，但不诚实。批判性思维的起点是智识上的诚实。简单说就是：你要讲真话，讲出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所谓天下财富不在官则在民。这个官好理解，但这个民要怎么理解？
司马光没有说清楚，这就是不诚实。那司马光的真实立场是什么？文彦博与神宗皇帝的一席对话，最能道出士大夫们的立场。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北宋存在财政问题。问题当然是缺钱。但具体操作上也有问题。问题是与民争利。北宋政府始终遏制不住自己参与民间市场、与老百姓做买卖的冲动。当时，士大夫们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吗？他们都看到了。
太宗朝，侍御史田锡，讲到：
然国家军兵数广，支用处多，课利不得不如此征收，筦榷不得不如此比较。穷尽取财之路，莫甚于兹，疏通货殖之源，未闻适变，似不知止，殊无定期
真宗朝，知制诰王禹偁，讲到：
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泽之利，与民共之。自汉以来，取为国用，不可弃也；然亦不可尽也。
士大夫们，都看到了问题。但他们是怎么解决的？田锡和王禹偁，都是一声叹息而无可奈何。难道就没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士大夫吗？
当然有。范仲淹推动了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总原则是什么？就是节流。然而，即便是一场最保守的节流改革，也没能推行下去。范仲淹这伙少壮派官员，只能远离庙堂而处江湖之远以忧其君。
那么，此时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他会怎么解决北宋的财政问题呢？以池塘理论出发，司马光会提出更为高瞻远瞩的见识吗？
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
很遗憾，司马光并没有。一大段论述，就一个意思，即“磨以岁月”。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司马光为什么没说？
一方面是官家的利益，一方面是士大夫的利益，一方面是小民的利益。你让士大夫操刀改革，他们是会改国家还是会改小民？
改国家、实施财政节流，已经在干了。两府（（东府中书门下、西府枢密院）甚至“乞南郊勿赐金帛”。汉桓帝时期，也不过如此了，再下去就是卖官鬻爵。
改小民、转嫁财政负担，从来没停过。北宋的两税收入只占国家财政百分之三十强，官买官卖已经遍天下。这时候继续转嫁财政负担，那就要官逼民反了。
但是，改士大夫呢？文彦博就不同意。皇帝是与士大夫共天下，而不是与百姓共天下。所以，士大夫只能说“磨以岁月”。
对于司马光等保守派大臣，我们没必要苛责。传统时代，士大夫理解的官民关系就是一对拟态父子或拟态主仆。这个认识局限是改变不了的。
对于王安石这个独行游侠，我们唯有高山仰止。传统时代，他是士大夫群体中的一朵奇葩，真正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一种人是落后于时代的，一种人是超越时代的。最大的悲剧也就产生于这种最大的痛苦人生之中。王安石属于后者。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但古之变法又有几个能够成功的？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结果论。但真实世界不是英雄升级和通关游戏。谁也无法确定哪个是正确、哪个是错误、哪个可以成功、哪个必然失败。我们唯一可以评价的就是初衷。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初衷都是善的。而同样善的初衷，却有不同的格局。司马光是士大夫的善，而王安石则是万千生民的善。这是可以权衡比较的，也是我们不能否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