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有很大的规律的，甚至有时候可以概括为：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但是在这些重复当中，又有不重复。比如，每个朝代建立之初，往往都会有一个或者几个强大的需要战胜。汉朝面对了匈奴，秦朝则面对了六国。隋朝也不例外：它除了面对南方的南朝之外，还要面对北方的突厥。
但是秦国为了打败六国，最多的时候曾经把国家人口的十分之一都拿出去打仗了；汉朝为了对付匈奴，边关百姓被残杀，公主外嫁，甚至还要输出一些财物，连太后都被匈奴人羞辱。但是在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身上，似乎并没有发生这种尴尬的情况，不要说南陈被他轻而易举的一笔带过，就是像后来唐朝头疼得不得了的突厥，也没啥存在感。
这是为什么呢？隋朝建立于公元581年，他本人曾经就是北周的大臣，而且曾经主导北周的权力，所以对于对付周边的敌人方法上面，他比其他的开国皇帝都要有更充分的经验准备。那时候的突厥也并不是实力不济，相反，由于南方技术的扩散和中原的长期混乱，突厥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史籍记载：
“西破献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
突厥在北方占据了广阔的土地，拥有着大量的人口和兵力，因此即使是当时北方的霸主北周也不得不向突厥缴纳岁贡。但是杨坚对于这种现状是非常不满意的，而且他自己心中也已经有了对付突厥的具体战略构想。所以当杨坚称帝之后，他立马停止了向突厥的岁贡，并且直接迎来了突厥人对立足不稳的隋朝的进攻。
隋文帝面对突厥人的进攻，首先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是派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绩、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反击突厥，挫败了突厥的直接进攻；为了应对突厥长期的威胁，，隋文帝还采取了第二个措施，那就是修筑防御工事。他兴修长城和城堡，把隋朝的边境建设的坚不可摧。但这还不足以让隋文帝放心，他采取了一个更为高明的策略：
“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
这个策略才是隋文帝对付突厥的真正大杀器。突厥与中原王朝的制度是不同的，中原都是采取郡县制，皇帝拥有相对比较集中的权力；但是突厥和其他的游牧部落一样，采取的是部落制度。所以突厥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那些大部落的族长和头领身上，他们的一言一行往往可以决定突厥的战略走向。
这就导致，草原上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大汗只是名义上的首领，并不是向中原皇帝那样法定的、世袭的职位。相反，那些大族的族长他们却是世袭的。所以，如果突厥的大汗有能力，那些大部落就会尊称他为大汗；如果他能力不足，控制不足，其他大部落族长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这正是隋文帝“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实施的现实基础。所谓远交近攻，就是打击距离隋朝近的突厥部落，但是交好距离隋朝远的部落，这是一个分化的策略。但是最为关键的在于“离强而合弱”。也就是隋文帝通过自己的作用力，把突厥里面强大的部分分化瓦解，同时鼓励和资助小部族挑战大部族。
这样，就从战略上使得突厥人无法形成统一的战略目标和统一的战斗力了。实际上隋文帝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达到了这个目的。比如，公元587年，东突厥都蓝可汗即位，而隋文帝支持突利反叛。突利可汗反叛失败后实力受损，隋文帝就热情地招待他，并且给他地盘和物资，让他建国，同时还以隋天子的名义承认他的突厥可汗位置。
正是隋文帝这么一番操作之下，突厥内部本来就非常厉害的矛盾被隋文帝给引爆了。一部分突厥人紧紧依偎在隋天子温暖的怀抱里与另一部分突厥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另一部分突厥人则把自己的一腔怒火全部发泄到了那些投靠隋朝的突厥人身上——事实上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找隋朝的麻烦，光是投靠隋朝的突厥人就让他们很头疼了。
而隋文帝则非常细心地保持这种战略态势，他关爱那些投靠自己的突厥人像父亲关爱儿子一般热切。比如，609年（大业五年）十一月，启民可汗病死。隋炀帝为此“废朝三日”，以示哀悼，使得突厥牧民们都对这个中原的天子十分的敬仰，也因此对于那些意图反叛隋文帝的突厥贵族十分的憎恶。
所以，隋朝即使是在隋炀帝时期，突厥也没能够闹出像唐朝那样的大动静——因为基本都在热烈地搞内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