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自焚殉国,这个你没法统计。因为明朝人也不会让你统计,明朝人不允许历史如此歌颂前朝。但是,有大量的元朝遗民是肯定的,而且这些元朝遗民并非只是蒙古人或色目人,还有大量的汉人。
元亡明兴,远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摘自姚大力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一文
但是,这只是史学家钱穆的看法。当时的明朝人根本就不这么看。元末明初的人“仅言开国,不及攘夷”,认为这就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
所以,元末明初之时,肯定有大量的元朝遗民。朱元璋以及明王朝也没有对这些人怎么样,因为遗民不是反民,只有感情上的留恋而没有物质上的威胁。
01.朱元璋怎么看待元朝
朱元璋挥师北伐的时候,确实喊出了“驱逐胡虏”的口号,如《谕中原檄》所言:
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但是,《谕中原檄》虽然充满了华夷之辨的意识形态,但其主要的世界观则是天命论。所以,开头就明确了朱元璋对元朝的态度,即:
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在朱元璋看来,宋朝统治中国三百年,后来气数已尽,于是天命转到大漠的蒙元;现在天下大乱,元朝的气数已尽,所以是该从元朝转到大明了。因此,朱元璋以及朱元璋统治集团,完全承认元朝统治的正当性。
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
元朝虽是夷狄,但我朱元璋君臣的的父母皆仰赖大元的生养。元朝之所以兴、之所以亡,都是因为天命气运,我朱元璋也没有逆天占卜的能力。华夷虽然有辨,但这个辨也要置于天命观之下。
明朝的时候还有一则逸事:
徐达北伐大元的时候,故意放走了元顺帝。对于这件事,朱元璋很生气,但是徐达反问朱元璋说:
彼虽微也,亦尝南御中国。我执之以归,汝何治焉?
意思是大元虽然衰败,但毕竟曾经南御中国,我徐达把大元的皇帝抓回来,你朱元璋能怎么处置他?
虽是逸事却广为流传,足以见得当时朱元璋君臣是怎么看待蒙古大元的,他们是蛮夷,但也是一个正统王朝。
02.元朝灭亡后会有很多遗民吗
这个数据没法统计,因为明朝不可能搞一次意识形态的人口普查。而且,至于有多少人为元朝殉国或自焚的,就更没法统计和记录了。新王朝百废待兴、旧王朝根植深厚,不可能有人去做这件事。但,出名的元朝移民还是很多的。
比如张三丰,给朱元璋的回信落款就自称“大元遗老”。
明洪武十七年岁在甲子中和节,大元遗老。张三丰自记于武当天柱峰之草庐。
张三丰不是修道的出家人吗?怎么成了元朝遗民?原因就是张三丰在年轻的时候,担任过元朝的县令。在前朝当官,自然就是新朝遗民了。
所谓前朝遗民,一般是指经历新旧王朝更替后拒绝在新王朝担任官职的人。但是,这个概念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是精英、能在新王朝当官或新王朝对你求贤若渴。一个普通人,在旧朝种地纳粮,在新朝就继续种地纳粮吧,算不上什么前朝遗民。而最鲜明的标签,就是在旧朝当过官的,因为这足以证明你是精英。所以,元朝的官员拒绝在明朝当官的,就肯定是元朝遗民了。这样的人有吗?这样的人不仅有,而且不在少数。
比如元朝的户部尚书张昶,是个汉人,他曾代表元朝出使朱元璋。朱元璋发现张昶是个人才,于是就扣住不放了,甚至一直给他封官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但是,这个人“身在江南、心思塞北”。最后,朱元璋忍痛割爱,只能把他杀了。
被明人称为“国初三遗老”的杨维桢、沈梦麟和藤克恭,在明朝参加过编纂《元史》和评阅科举考卷的工作,但因为以元朝遗民自称,所以死活也不在明朝当官。但是,这几个人都活到八九十岁,朱元璋和大明朝廷也没难为他们。所以,明朝人也接受了前朝遗民这个事实。其中的杨维桢还写了一首《老客妇谣》,前两句就非常气人:
老客妇,老客妇,行年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犹存旧箕帚。南山阿妹北山姨,劝我再嫁我力辞。
年少嫁人,就选对了好郎君,虽然郎君死了但自己仍旧念念不忘。老客妇,自然是指杨维桢自己;而少年嫁的好郎君,当然就是大元。然后,南山阿妹北山姨,这些人劝我改嫁、我肯定不能答应啊。所谓改嫁,就是到明朝去做官。
这首诗还传到了朱元璋的几案上,于是大臣们就劝朱元璋把这个老遗民杀了。朱元璋的回复则是“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这个老东西本来也活不了几年,就是想让我把他杀了,好成全名节,我才不杀他呢。
还有很多关于元朝遗民的史料记载。这充分能说明元朝遗民不是没有,而且也不是一两个。而明朝呢?朱元璋和大明朝廷也接受了这些人,并没有想着把他们赶尽杀绝,更没有以华夷之辨来诛心。
03.不能用现在人的观念来理解古人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本来都是汉族人,怎么非要给所谓的夷狄当遗民,而且还那么恋恋不舍?
如果这样想,就是在以现代的意识形态来揣摩古人的心态。那么,关于国家,中国古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或者说,中国古代就没有国家观念吗?
我们都来自于传承,所以古人的国家观念来自于历史。这里还是取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一文的观点,来理清古人的国家观念。
一是君主认同。
春秋后期,晋国的中行穆子率军灭掉鼓国,然后把鼓国国君带回晋国,让鼓子苑支来治理鼓国,并让鼓国百姓“各复其所”。但鼓国大臣夙沙厘非要跟着鼓国国君一起走,国君去哪、他就去哪。中行穆子就对夙沙厘说:我不是让你们该干嘛干嘛去了吗?在鼓国踏实呆着就不行吗?于是,夙沙厘则答复说:
臣委质於狄之鼓,未委质於晋之鼓也。
这就有点儿欧洲的骑士精神的意思了。我忠于鼓国国君,而不是忠于鼓国土地,自古只有君臣而没有土臣,即所谓“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所以,这就是古人最初的国家认同,认同国君而不是认同土地。这个认同一直持续到西汉后期。
二是王朝认同。
这时候的国家认同,就聚焦在某一姓的君主统系之上。比较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就是刘裕杀司马氏。自此之后,后代王朝往往都要把前代王朝的君主统系干掉。因为国家认同已经由君主认同转变为一姓王朝的认同,主要是君主一姓。
南宋太后和皇帝都成了元朝的俘虏。于是,南宋太后就通知那些还在抵抗的南宋将领赶紧投降。但是,这伙人就是不投降,后来跑到南方立了两个小皇帝,只要这赵姓一系还在,他们就非要抵抗。文天祥是这么理解的:
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
皇帝和太后投降了,无所谓,王朝还没死。我们再立个赵家皇帝,还能继续跟蒙古人打。
三是中国认同。
无论是君主认同还是王朝认同,在这期间有一个趋势始终在生长。那就是中国认同。王朝总有兴亡,但亡国不等于亡天下。而天下就是中国。
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
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认识的一个调整:但问志略何如耳。在北魏时期,这种认识逐渐成为一种王朝认同之下的共识调整。这就意味着非汉人王朝也能成为正统。在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时代,各方除了战争较量还有人心争夺,于是正统这个概念就成了争人心的武器。所以,夷狄与否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正统。而怎么区分正统呢?北方人以中原为正统,特别是非汉人的北方政权,我在中国、我就是正统,而南方政权,即便是汉人政权,也是蛮夷。比如,刘裕北伐南燕之时,鲜卑宗室、太尉慕容镇就对朝堂汉族大臣说:
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
所以,除了君主认同和王朝认同,一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逐渐发展了起来,这就是中国认同。而这个意识形态一直贯穿了宋元明清,成为古人的主流意识形态。
于是,非但元朝灭亡会有遗民,清朝灭亡也会有遗民。因为这些人的国家认同,是君主认同、王朝认同和中国认同的复杂融合。单纯的华夷之辨,或者西方的民族主义,根本就要解释不了这种复杂。我们用现代的意识形态来理解古人,就一定会一头雾水。
04.总结:我们来自于传承
还是那句话:我们来自于传承。所以,你不能割裂历史来谈问题,这么做不仅没有解释力,而且没有意义。
所以,近年来网上一些关于元朝和清朝不是中国朝代的文章,就十分荒唐。这就是在以割裂历史的现代观念来认识古人、理解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现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你用这种西方的主义来理解中国历史,根本就理解不了。
以西方的标准看来,今日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且它现在正在行使着一个单个的民族国家的功能。
这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所说的。他认为中国没有成为欧洲的样貌就是一个“中国的神话”。之所以有这样的认为,就是因为纯粹西方的意识形态解释不了中国的问题,也理解不了中国的问题。
近代和现代中国,还能维持统一的样式,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于传承。你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路径,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虽然现代意识形态,具体说就是现代民族主义已经成为重要的思潮,但也不能割裂中国历史的传承,更不能在割裂历史中来理解中国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