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女真人成为心腹大患,拱卫京城的主力逐渐从南军转为辽军。然而,辽军总给人一种出工不出力的感觉,辽东的军队就像是无底洞一般,朝廷榨干了全天下的百姓用以给辽军做军费,但女真人仍不断强大。
辽军的战斗力和忠心程度由此受到质疑,再加上明朝末年投靠女真的辽人数不胜数,他们因此背上了卖国贼、汉奸的罪名。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明朝晚期,辽东地区的百姓与朝廷几乎处于对立的关系,天启年间的山西道御史毕佐周将辽人对朝廷的不满总结为“四大恨”:
“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 残辽无宁宇, 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 。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 、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 ,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 ,令其淫污妻女 ,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这四大恨并非子虚乌有,明朝统治者对于辽东地区的统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朝廷派遣的官员,给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以万历年间的高淮为例,他是明神宗时期的宦官,奉命到辽东地区开矿、征税。辽东地产丰富,土地肥沃,但百姓不仅没有受益,还因此成为搜刮的对象。朝廷指定的赋税本来就很高,以高淮为代表的官员们还借此横征暴敛,压榨百姓。
在辽东官员的层层剥削下,辽人几乎家家破产,但他们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为官府挖矿,即使惨死其中也领不到任何抚恤金。
而且,辽东是明朝的边关,居住的汉族以军户及其家属为主,他们不仅要交钱,还要在战事来临时冲在第一线。由于军户们在盘剥下已经破产,所以他们需要卖儿鬻女来换取一把刀上阵,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死罪。
高淮还将手伸进了军营,他克扣军饷,凌辱下级军官和士兵,只要有人稍抱怨几句,就会被他活活打死。高淮的暴行导致辽东出现两次兵变,士兵聚众哗变,“誓食淮肉”,吓得高淮逃入关内,并对辽军进行了残酷的报复。
高淮乱辽是当时朝廷和辽人关系的写照,剥削百姓的不只是高淮,不论是李成梁还是后来的官员,只要他们主宰辽东,当地的百姓总要遭难。
辽人流传着许多民谣,比如“二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无路,钻地无门”,“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这些民谣充分体现了明朝晚期辽人的苦难和对于朝廷的怨气。
朝廷中并非没有官员认识到这一点,李化龙目睹高淮乱辽后惊呼“淮去则辽安、淮在则辽亡。京师去辽才七百里、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皇明經世文編》)
皇帝的耳边自然不缺乏这种声音,可是皇帝本人对于这件事却显露出十分冷漠的态度,以至于辽东的局势愈发糜烂。
与明朝朝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真人努尔哈赤的求贤若渴。对于辽人,努尔哈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专门开辟一地,给投奔自己的辽人居住,并给予他们丰厚的条件。
投奔女真是数典忘祖的行为,但对于灾年就只能易子而食的辽人们来说,到女真人那里至少可以活命。所以,明朝晚期兴起一股向女真地盘迁徙的浪潮,辽人中有一首民谣:“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开原一带的辽人纷纷举家逃亡,隆庆年间“开原额设兵马五千,逃亡大半”,万历年间则辽东全镇“军民逃亡者半”。《酌中志》记载辽东“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
努尔哈赤不仅得到了大量的壮劳力人口,还获取了一批工匠,在他们的帮助下,女真人的冶铁技术有了巨大的突破,到明朝末年时,女真军队的装备已经超过了明军。
天启年间,辽东经略熊廷弼曾愤怒的指责辽人说:“况辽人浸染胡俗,气习相类。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
站在熊廷弼的立场上可以理解他的愤怒,然而他没有弄清楚先后次序,正是因为明朝晚期朝廷对于辽人的盘剥和对于辽军的凌辱,才导致辽人和朝廷的对立。这些曾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军户们的后代宁愿去侍奉胡虏,也不愿意为朝廷卖命,其背后并非是没有理由的。但凡有一条生路,辽人们也不会跑到白山黑水间艰难求生,更不会跑去给女真贵族们当奴隶。
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曾打出“七大恨”的旗号,此举正是为了拉拢对明朝廷同样有着四大恨的辽人,他在攻打辽东前,还散布造反口号:“有房同住、有粮同食、有田同耕。”
其实,辽人本来是最恨蒙古人和女真人的,他们的祖辈饱受胡虏的侵略残杀,世代都有血仇,辽军们个个都是“性悍善骑射”“拼身殒命以与东夷作对之人”。可是,朝廷对辽人的剥削让他们走投无路,不得不投靠女真人。
所以,辽东战局失败的责任不能全归咎到辽人身上,朝廷对辽人的残暴统治,亦是其中根由。
参考资料:
《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皇明經世文編》
《东北地方史稿》
《酌中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