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一年（1378），陕西延安府请将洛川县民张敏道妻赵氏旌表的题奏得到批准，这是因为什么呢？
赵氏的丈夫张敏道得了重病，临终之时嘱咐年仅21岁的妻子再寻个好人家，赵氏表示自己生是张家人，死是张家鬼，一定会从一而终，如果丈夫死了，她愿意追随丈夫于地下。不久，张敏道死了，赵氏日夜号哭，在丈夫将要下葬的时候，便上吊自杀了，家里人将其与丈夫一起安葬。地方官认为这种行为可歌可泣，不仅是重义守节，更是贞洁烈妇的壮举，所以向朝廷提出申请，要求予以旌表。
按照明代人的意识，贤良之妇有多种，而贞洁烈妇只有两种：一种可以称为“节妇”，这些妇女或是夫亡子幼，或是无子，或是家贫，但是能够始终一心，从青年到白头，有如金石之坚一样，为丈夫守节到死。另一种可以称为“烈妇”，也就是当丈夫死亡，便不欲单独活在世上，慷慨捐躯，不顾一切，有如火焰一样猛烈。
蝼蚁尚且贪生，一个活生生的人，要为一个并不知道爱与不爱的丈夫去殉葬，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那时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多数夫妻在揭开红盖头的时候才看到对方的容貌，很难说爱与不爱。如果说先结婚，后恋爱，一起生活时间长了，产生感情，随丈夫而去的心会有，但追随丈夫去地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是结婚后还没有圆房，丈夫就去世了，要刚刚过门的新娘自愿追随丈夫共赴黄泉，显然就不是什么爱与不爱的问题，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
明人认为：“我太祖高皇帝首重风教。”朱元璋即位以后，几乎每年都旌表节孝，不但予以建碑立坊，还给予节孝之家以免除赋税徭役的待遇，其目的是弘扬三纲五常，维护其统治秩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级官员揣度朱元璋的心理，因此申请旌表的公文源源不断地送到南京。赵氏年仅21岁，便为夫殉葬，地方官认为可以称为典型，所以罗列其事迹，上报礼部，请予以旌表，没有想到朱元璋会如此关注，最后以皇帝的名义下发特旨，特赐匾额，名为“贞烈”，并发表谕旨云：
夫妇，人之大伦；三纲五常，风化所系。有能志不二天，与夫同死，可谓难矣。今赵氏生则同室，死则同穴，较之剔目割鼻，誓死不嫁，诚为过之。宜在褒嘉，以敦民俗。其令有司旌表其门，仍蠲其家杂役。
能够得到皇帝的特旨，并且御制匾额，这可是洛川县的荣幸，也是延安府的光荣，所以府县在接到礼部下发的30两制作牌坊银之后，府县各级官员纷纷出资赞助，并且号召府县人民向“贞烈”赵氏学习，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在洛川营建起规模宏伟的“贞烈”牌坊，特地从甘肃张掖运来昆仑玉，制成石碑，将朱元璋的谕旨刊刻在上，树立在牌坊之前。
这项工程持续三年，终于营造完毕，揭幕开启之日，延安知府前来剪彩，来“贞烈”坟前祭奠，更重要的是要到谕旨玉碑前跪拜谢恩。
揭幕那天，延安知府李广带领府县官员来到谕旨玉碑前，设置香案，排列仪仗，钟鼓齐鸣，司仪唱声起拜，尽礼而行。待仪式完毕，李知府与府同知李受一起来到玉碑前，但见玉碑用红绸布覆盖，两条红绳垂在两边，两人各执一绳，听到司仪喊“启”，两人同时拉绳，红绸布飘然而下，玉碑便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然后再揭“贞烈”牌坊之幕布，而当幕布揭开，人们不由惊呼，举目看去，居然有人在牌坊上用羊血写了字。洁白的昆仑玉牌坊如今是血迹斑斑，一股血腥味直冲鼻孔，岂不是玷污“贞烈”？
谁敢这样大胆，敢用羊血玷污“贞烈”牌坊，这乃是皇帝敕建，污毁便是大逆不道，按律要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还要诛连九族，府县官们如何不惊慌？李知府迅速指挥衙役用红绸布将牌坊重新覆盖，在红绸布内观看血写字迹，乃是一首诗：
洛川河水向南流，女儿出嫁拉花头。
真情应送双飞雁，冤怨难平开面愁。
诗算不上什么佳作，所叙述也不过是本地风情。洛川新娘下轿的时候，要在枣树枝上栽核桃、大枣、面兔，在扫帚上栽纸花，称之为拉花头。洛川婚嫁时，男方迎亲要持双雁，这是按照古代婚礼中的“奠雁礼”，之所以“用雁为贽者，取其顺阴阳往来”。后来大雁难得，便用家禽代替。“开面”俗称绞脸，就是姑娘出嫁前，喜娘用五色棉纱线，为新嫁娘绞去脸上汗毛，在绞脸过程中，喜娘要说许多让新娘想家的话，说得新娘泪流满面则为上乘，所以称为“开面愁”。
按理说这些风俗习惯也没有什么，是一些称不上经典的事情，为什么写在诗里，有什么含义吗？李知府略为沉思，忽然醒悟，这乃是一首藏头诗，明明说“洛女真冤”嘛！这个“洛女”是谁？难道是指这位“贞烈”的赵氏吗？抑或是仇家陷害呢？甚至是盗贼试图谋反呢？李知府觉得事态严重，因此立刻封锁现场，令衙役们细心清洗“贞烈”牌坊，再不许出现任何闪失。
这是一个无头案，李知府一时不知道从何入手进行侦破，而李同知则认为此案必定与“贞烈”有关。理由是藏头诗讲“洛女真冤”，想必是指赵氏之死不明不白，而诗中所讲之事与洛川婚俗有关。按照洛川婚俗，喜事要办三天。第一天是“聚客”，也就是亲朋好友前来贺喜，安排迎亲的事宜，指定总管，安排“相伙”也就是充当帮厨、待客等杂务的亲友。第二天是“迎亲”，新郎由六个小伙子陪同，前导有一名“迎人婆姨”，是新娘的婶娘或嫂子辈，必须是能说会道之人，一旦在迎亲时遇到女方家出难题，能够应付自如，巧为化解，身上装满红包。新娘迎入男方家，拜堂成亲以后，男方家大摆宴席，直闹到天黑才散，新郎入洞房，未结婚的小伙子可以听房，总要闹到半夜。第三天是“认亲”，新娘早晨先拜公婆，侍候早餐，中午时分，招待男方家宗族及亲戚，新娘一一认亲，这场婚礼就算结束，之后就是新娘回门了。
李知府听罢说：“你所说的婚俗，与本案有何关联？又如何侦破此案呢？”
李同知说：“正因为洛川婚俗热闹，知道‘贞烈’事情的人也会很多，大人何不从这些知情人入手进行调查呢？”
李知府说：“你言甚是，但大张旗鼓地调查，必然会弄得人心惶惶，恐怕案情没有调查清楚，百姓们早就怨声载道了。我看此事秘密进行，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于是，李知府与李同知进行分工，李知府负责到男方所住的村落去暗访，李同知负责到女方所住的村落去调查。商议之后，李知府装扮成一个贩枣客商，让两名亲信充当伙计，便赶往洛川县。李同知装扮为货郎，前往“贞烈”娘家甘泉县。
且说李知府来到张敏道所在的村落，出入各家各户，一边收购红枣，一边借机与人谈天，把话题引向“贞烈”之事，却不料人们一听到此事，都噤若寒蝉。这一天，李知府来到一个村学究的家，不料却下起大雨，真是人不留客，天留客。李知府为了避雨，也是为了了解情况，便让亲信准备酒菜，与村学究一起小酌闲谈。李知府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引到“贞烈”的事情上。村学究因为几杯老酒下肚，口上也没有了遮拦，开口便说：“这真是淫妇得志，烈妇含冤啊！”李知府见话里有话，便不断追问，想不到得知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张敏道的母亲周氏是个寡妇，30岁那年丈夫去世，拉扯张敏道长大，由于母亲严厉，所以养成张敏道的柔弱性格，遇事全听母亲安排，自己什么主意都没有。张敏道从小与甘泉县的赵氏定亲，因为父亲新丧，因此不能迎娶，眼见已经22岁了。
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若是寡妇有依靠，日子还算好过。如今儿子懦弱，周氏欲再嫁人怕人笑话，若要守寡又不甘心，因此常常到丈夫灵前诉愁说苦，寂寞的时候也时常翻来覆去，叹气流泪。也是孽缘难去，有一个远支宗亲，名叫张涵，在洛川县充当书吏。论地位并不高，但在衙门里办事，便是在官之人，又因为承办具体事务，官员离不开他，所以在官府政治运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把持官府。张涵乃是洛川县衙的红人，在官员面前说得上话，搬得是非，哪个不奉承？哪个敢冲撞他？可以说洛川县百姓只知道有张书吏，而不知道有知县，甚至有人给他起的外号就是“张知县”。
有一次，张涵回到村中，遇到周寡妇，好像是有缘似的，居然眉来眼去地勾搭上了，夜来朝去，弄得左邻右舍都知道了，只瞒住了那不争气的儿子。张涵很是有钱，与周寡妇相好才三月有余，所送的衣服首饰不下百两银子。见到母亲已经是行将40岁的人，又是守寡，整天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张敏道也曾经说过母亲，没想到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他数落一通，说他没有良心，根本就不管母亲的死活，弄得张敏道心里很郁闷，不久便得了病，卧床不起。
周寡妇虽然恋着情夫，但儿子毕竟是自己的心头肉，所以延医请神为张敏道治病，可就是不见好。这时候有人提议结婚冲喜，有可能会治好张敏道的病。本来已经定亲，只是没有迎娶，如今为了给儿子治病，周寡妇便托媒人去定迎娶的日子。因为是冲喜，也没有大办喜事，就草草地把赵氏接来，谁知喜事刚办完，张敏道便一命呜呼了。
喜事办完又办丧事，周寡妇只好找张涵帮助。张涵念着与周寡妇的私情，也愿意出钱出力。在孝堂边，张涵见到赵氏满身缟素，却遮挡不住风姿秀美，便生得陇望蜀之心，要周寡妇帮忙，把赵氏弄到自己的怀抱，并觍颜无耻地说道：“我如今刚刚丧妻，你儿媳妇则刚死了丈夫，你若肯将她许配给我为填房，我就算是你儿子，给你养老如何？”周寡妇也不示弱，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打诨骂俏，被赵氏听得，恨不得有个地缝就钻进去。
赵氏羞愧难言，可目前丈夫刚死，又不好回娘家，只好回避。哪曾想这两个人真的打起了赵氏的主意，居然来到赵氏的房间逼迫她顺从。赵氏如何肯答应？这两个人便动了强，把赵氏奸污了。赵氏羞愧异常，一时想不开，便趁人不注意，悬梁自尽了。
见逼死了人命，周寡妇有些惊慌失措，张涵却不急不缓地说：“死了好，死了好！如今这一死，就可以使你们家的门楣生光，宗族得福啊！”周寡妇不明白，张涵说：“对外就说赵氏为你儿子殉节了，我到县里活动，要县太爷上书朝廷，予以旌表。若能够得到朝廷恩准，就能够建立贞节牌坊，免去你家杂役赋税，岂不是有名又有利的事？”
两个人商议已定，便如计而行。村里人以赵氏嫁过来不足10日，居然能够为丈夫殉节而感叹不已，因此送葬那天特别热闹，几乎全村的人都出动了。张涵将此事添油加醋地告知县太爷，因此县太爷送来丧仪及挽联，并且将赵氏事迹罗列，上报给延安府，再申报礼部，转呈皇帝，最终确定予以旌表，并且得到皇帝亲撰谕旨，真可谓是天大的荣幸。
原来如此！那么是谁写的藏头诗呢？村学究对此事则茫然不知，李知府也没有再多问，雨停后，便赶回府衙。这时候李同知也私访回来，讲到赵氏娘家那边发生的事。
李同知扮成货郎，走村串户，不知道打听了多少人，才了解赵氏的大概情况。赵氏闺名雪梅，生于人口众多之家。雪梅除了父母之外，还有爷爷奶奶，以及4个哥哥，3个妹妹，2个弟弟，等于是一家14口，有十几亩薄田，生活相当拮据。为了给几个哥哥找媳妇，父母把姐妹4人都定了婆家，收了彩礼。3个妹妹去当童养媳，而雪梅婆家这边因为是孤儿寡母，并没有让她去婆家，只是在家待嫁。村里的姑娘是不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总要干些活计，下地耕田，上山打柴，所有男人能干的活，雪梅都要干。经常在外干活，也认识了很多人，其中有个小伙子，名叫刘贵，与雪梅年龄相当，正在上私塾，在农忙时节回家帮忙干农活。刘贵在田间地头见到雪梅，便心生爱意，苦无机会，偶尔发现雪梅进山打柴，便尾随而去，借机向雪梅倾诉爱意。雪梅正言拒绝，说自己已经有了婆家。刘贵不甘心，曾经托媒去雪梅家，要赵家悔婚，自己愿意承担赔偿的彩礼，说得赵家也心动了，正准备退婚，却不想张家要迎亲冲喜。按照《大明律·户律·婚姻·男女婚姻》规定：约定好的婚姻，如果女家借故拖延不嫁，就要被笞五十。赵家没有充足的理由反对，不得已同意了，并且安慰刘贵说：“冲喜不过是为了治病，看这样子，张家儿子的病很难好了。如果张家儿子去世了，雪梅没有拜庙，就不算是张家的人，到时候还要归娘家另嫁，我们保证雪梅回来还是个黄花闺女，你看如何？”事到如今，刘贵只能应允，与雪梅互道珍重而别，却没有想到是永别，因此刘贵变得疯疯癫癫，几乎成了废人。
李知府与李同知将各自私访的情况一比对，觉得办理此案宜速不宜迟，便发下传票，火速提相关人证到府听审。经过审讯，最终确定张涵与周寡妇逼奸赵氏，以致赵氏羞愤自尽，而张涵还有弄虚作假的诈伪行为，按律应该处斩。周寡妇协助奸夫奸污儿媳，其情可恶，本当处以重罪，姑念其是尊长，免死入官充当官婢。刘贵显然是写藏头诗者，以羊血污坏御制牌坊，按律也应该予以斩首。李知府念刘贵已经疯癫，免于责罚，交本村里甲严加管束。洛川知县听信谗言，伪造贞烈事迹，欺骗上听，应予革职，交刑部议罪。
但李知府太轻估洛川知县的能力了，没想到他会行文朝廷，并没有同意他的判决，反而被锦衣卫抓到诏狱，准备问罪。李同知认为李知府冤枉，上书朝廷为其辩白，说其“勤政爱民，乞宥其过”。对于此事，朱元璋也知道本案是受到各级官吏的蒙蔽，所以赦免李知府的罪，却没有取消对赵氏的旌表。因为此事已经明告全国，如果更改，等于是向全国百姓承认皇帝有误，所以在赦免李知府的同时，没有再提赵氏旌表的事。不过，朱元璋通过此事，得知要妻子为丈夫殉葬，其中会出现种种弊端，自此以后就不再旌表那些为夫殉葬者，而是旌表那些丈夫身亡，守节不嫁而能够孝养舅姑者，也就是说鼓励贞节，而不倡导贞烈。这正是：
呜呼！妇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为名，死于梅之林。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书。有司失职，咄哉可吁！乃为作传，以附露筋碑之跗。节劲偏宜雪，心坚不异冰，香魂梅树下，千古仰遗馨。
这是明代名士杨慎为“贞烈”撰写传记的最后几句。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大学士首辅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1511）状元，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遭受廷杖而被流放，终老于云南。杨慎乃是明代的才子，著述之丰，可推为第一。在这里，杨慎强调雪梅生不逢时，遇到这样一个恶婆婆，其死于冰操，名之为梅而死于梅林，犹如梅花一样傲雪冰洁，令人敬仰。但是地方官们失职，没有弘扬雪梅的贞烈事迹，实在令人叹息，所以亲自为其立传，希望她能够千古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