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辽史•本纪·第九》
时至今日，哪怕早已是千百年之后，宋辽的风流故事、慷慨悲歌也都已付诸于云烟、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当我们回望历史，看到自诩为雄才伟略的宋太宗野心勃勃地挥兵北上，意图一举收复丢弃百年之久的燕云十六州，最终却为来援辽军所败仓皇地乘着驴车逃遁的轶事典故时，都难免忍俊不禁，甚至为他起了一个现代的雅称“高粱河车神”。
当然，高居天穹的烈日、波涛汹涌的海浪况且都得遵循自然规律朝起夕落、此起彼伏，更何况赵光义也只是一位作为自然界生灵的普通“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子”。
不过，就在高粱河之战后不久，因为长时间的围困燕京给予了辽军反击时机从而大败的宋太宗赵光义凭借着曾经跟随兄长赵匡义多年戎马征战的经历敏锐地觉察到：乘胜追击的辽军很有可能越过边境下大举南下、扩大战果。
于是乎，经历了燕京之败后头脑清醒的赵光义立即着手进行人事安排，防备辽军的可能南下。
“辽人扰边，命延进与崔翰、李继隆将兵八万御之，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宋史·列传·卷三十》
公元979年七月，一路南逃、好不容易得以安稳的赵光义任命：河阳节度使崔彦进镇守关南（今河北高阳东）；都钤辖刘廷翰、钤辖李汉琼戍镇州（今河北正定）；殿前都虞侯崔翰知定州，节制诸军，防备辽军可能的南下。
唯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点就是：“纸上谈兵”的宋太宗在给予主将便宜行事的权力以适应战场瞬息万变的局势时，却偏偏又骄傲地将自己编撰的阵图一同分发给了诸将，“神机妙算”地要求诸将在战场上按照阵图上的规划进行排兵布阵，并美名其为“平戎万全阵”
果不其然，同年九月初三，为报宋军燕京之围耻辱的辽国大军接受了辽景宗耶律贤果的命令，兵分两路南下侵宋。
辽国中军以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细化而来的东路军则由在高粱河之站立下大功的耶律休哥、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等人率领，沿平原开进；西路则由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率领，沿山后南趋。共计八万辽军自辽国南京（今北京）出发，兵锋直指镇州。
幸运的是，由于宋军的提前预料，当同年九月三十日，各路辽军进抵满城西（今河北保定附近）集结时，受命抵御辽军南下的刘廷翰已经先行一步，率部列阵于徐河（今河北满城北），而负责另一地的崔彦进同样率所部自关南北上黑芦堤（今河北容城西南），并转而西进，沿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潜师辽军侧后，对辽军形成夹击之势。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同样负责抵御辽军南下的李汉琼、崔翰等人亦纷纷撤离原定驻扎地抵达满城附近会合，并下令按照赵光义所授“平戎万全阵”排兵布阵，与辽军对峙。
“翰等方按图布阵，阵去各百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 ——《宋史•列传•卷三十》
宋军的战略目的固然达成，但宋军大将按照赵光义阵图布阵的战术选择却让底层的宋军感到人心惶惶、不能自安。因为只有他们这些真正面对辽军重骑的底层步卒才知道分散阵型对辽国骑兵来说就像是一场饕鬄盛宴。
好在，右龙武将军、名门出身的赵延进并不是一个迂腐之人。登高眺望的赵延进立即便看出了阵型的缺陷所在，经过内心仕途和胜利的激烈角逐后，与李继隆等人选择了“倘有丧败，则延进独当其责”“事有应变，安可预定，设获违诏之罪，请独当也。”的坦然，强烈要求主将刘廷翰进行变通、更换战阵。
及此宋初名将荟萃之际，深谙兵不厌诈的宋军主将在处理好内部事由后干脆遣使诈降，试探试探辽军的底色。不曾想王室出生的韩匡嗣单纯地听信宋军投降的噱头，不顾名将耶律休耶律休哥的劝诫，放松了戒备。结果宋军突袭，辽军仓促应战，指挥失措，大败。
慌乱之际，韩匡嗣带兵向西面逃窜突围，却又遭早以埋伏在后崔彦进伏击，死伤甚众。宋军乘胜追击，又斩杀辽兵万余，获战马干余匹。等到耶律休哥收拢溃兵，再次摆出阵型迎敌时，见好就收的宋军方才放弃了追杀。
和高粱河之战类似，出于最高指挥者失误的满城之战，最终以“关南言破契丹，斩首万余级”为结局，仓促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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