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因素铸就了唐初玄武门之变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宫变能否成为事实, 终究要看在这一事上享有最高裁断权的李渊的态度及作为。向来处世沉稳, 虑事缜密的李渊, 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 采取了看似无为, 其实有为的中立态度, 遂使事态遽变, 宫变骤生。
“建成、世民之含毒以争久矣”。应该说, 唐高祖李渊对诸子交恶构衅的觉察是很早的, 同时也是很清楚的。眼见诸子积怨日深, 形同冰炭, 至于兵戈相加已是旦夕间事, 李渊不能漠视, 也不能不管, 但怎么管, 却使这位曾经沧海, 叱咤风云, 老谋深算, 深沉世故的政治家颇费踌躇, 举棋无着。
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交恶之缘, 焦点是争夺皇位。抛开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不论, 从实际情况看, 建成、世民两人均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和能力, 所谓“建成以长, 世民以功, 两俱有可立之道”。问题之棘手和难于裁定, 恰恰就在乎此。
再说, 经过为时不短的酝酿、准备与力量积蓄, 双方都已羽毛丰满, 形成气候: 一是已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秦王、宫府两个强大的军政集团及私人武装; 二是因双方“各树党友”, 朝臣各附一方, 牵一发而动及全身。还有, 当时统一局势甫定, 并未完全稳固下来, 主要是突厥贵族常伺机南侵, 一旦处理不妥, 必有难以料定之祸降临, 凡此, 都是李渊所不得不考虑的。故须慎之又慎, 万不可造次行事。
再看, 若李渊要想解决这一问题, 所能采取的措施概莫有二: 一是果断予以解决, 具体做法也无非有二: 或保建成, 禁、贬、杀世民; 或立世民, 废、贬、杀建成; 二是暧昧中立, 搞中衡、搞调和, 静观局变, 俟既成事实发生后予以认可。伴随着事态的进展, 李渊终于采取了后者。再说具体点, 即在李建成、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过程中, 李渊持中立而稍偏建成一方。缘何如此? 细心缕析便可知, 它是由诸多因素和时势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虽属不得已, 但却是唯一的和明智的。
首先, 若采取前者之第一策, 即保建成, 禁、贬、杀世民。保建成, 固然合理合法, 天经地义, 那么, 对世民作如上处置, 显然缺乏足够、充分和服人的根据与理由, 断不可行。如果执意实施, 则何以向天下交待? 何以向朝野内外交待? 更重要的是何以镇服多如“云雨”的秦府的谋臣猛将。
还有, 时值建唐伊始, 雄峙漠北的突厥贵族, 虎视眈眈, 动辄南下, 饮马渭滨, 烽烟笼罩长安上空, 已是司空见惯, 若除掉世民, 谁来领命提兵前去抵挡。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李渊不会不顾及的。诚如秦王重臣房玄龄针对此事所分析的:“今嫌隙已成, 祸机将发, 天下汹汹, 人怀异志。变端一作, 大乱必兴, 非直祸及府朝, 正恐倾危社稷。”揆诸史实, 绝非危言耸听。
其次, 若采取前者之第二策, 即立世民, 废、贬、杀建成。这样做, 能行吗? 答案是否定的。缘故何在呢?
一、李建成亦本属人中之龙, 谋略与才识均非常人所比, 只不过较诸李世民, 方见逊色;
二、李建成也直接参与了从太原起兵, 统一全国到筹建唐王朝等一系列大事, 功劳多多, 建树累累;
三、李建成固无大过, 一旦废掉, 同样也面临如何向天下、向朝野内外、向宫府文武、私兵交待的问题; 四、废长立少, 不仅悖于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 而且由此所致后果, 远者如周幽王亡国丧身,“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 立奚齐, 晋国乱者数十年, 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 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 自使灭祀”之惨痛教训姑且不论, 近者眼前如隋文帝“废守器之长, 立不才之庶。
时过千余载后, 清初学界耆宿王夫之曾就此有透彻分析:“谓高祖之立建成为得适长之礼者, 非也⋯⋯抑谓高祖宜置建成而立世民者, 亦非也⋯⋯太原之起, 虽由秦王, 而建成分将以向长安, 功虽不逮, 固协谋而戮力与偕矣。同事而年抑长, 且建成亦铮铮自立, 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闻也。高祖又恶得而废之! 故高祖之处此难矣, 非直难也, 诚无以处之, 智者不能为之辩, 勇者不能为之决也。”立子以适, 而适长者不肖, 必不足以承社稷, 以此而变故起于宫闱, 兵刃加于骨肉, 此人主之所甚难, 而虽有社稷之臣, 不能任其议也?”这段话十分恰切而又中恳地道出了李渊所面临的进退两难、左右不是的尴尬处境。此情此状下, 李渊能有何作为呢?
既然前者之策难以行通, 那就只能采取后者态度, 即中立而稍偏李建成一方。一旦不愉快之事发生, 便顺水推舟, 认可既成事实。这样做, 对李渊来说回旋余地很大, 益处不少。一、易辞其责, 又易向当时舆论, 向后世交待, 即他干预了, 只是未能奏效; 二、坚持了传统的立嗣制度, 只是未能成功而已; 三、秦王、宫府双方相争包括诉诸武力, 其结果都是局部性的, 对唐初来之不易的大统一局面不会构成太大危胁;
四、不管哪方作为胜者, 坚持中立的李渊晚年都会有个理想归宿; 五、退一步说, 即使世民作为角逐的胜者, 以其人所罕见的才识、举世无匹的勋绩以及鹤立鸡群的声望地位, 朝臣也易接受, 况兼时人尚怀此认识:“夫为四海者, 不顾其亲。汉高乞羹, 此之谓也“天子之孝, 异于匹夫, 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这等理念, 也可为玄武门之变作一个很好的铺垫和注角。
诸多事实清楚地表明: 李渊的中立态度在玄武门之变前后始终是以一贯之。
一、定都长安后, 建成被立为太子, 不便轻易离京出征, 故征讨群雄、统一全国之命多由世民去承担完成, 遂使世民战功累累, 声望地位扶摇直上。深知事理轻重的李渊, 为搞平衡起见, 在尔后窦建德余部复叛故地时, 一反常态准奏李建成前去讨平, 藉以弥补建成、世民二人之间极为悬殊的军功, 提高建成的声望和地位;
容许建成、世民招兵买马, 积蓄力量, 组建各自的文武班子和私属武装;
建成趁李渊行幸宜君仁智宫之机, 拟在长安发动叛乱, 李渊闻讯后令世民前去平叛, 行前, 李渊以“汝宜自行, 还, 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 废建成封作蜀王, 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 亦易取耳”
最终将建成此举归罪于东宫官王王圭、韦挺、杜淹规谏无方了事。元吉、四妃及封伦的表里配合, 内外游说, 固然对李渊更变主意起了作用, 但从深层次或从本质上看, 这是李渊坚持中立政策的根本体现, 即不愿伤害建成实质性的利益;
世上本无绝对中立。种种迹象表明, 李渊的中立也并非不打折扣, 正是中立之中稍偏建成。如下事实可以佐证:
一次建成、世民和元吉三兄弟随李渊校猎城南, 李渊无意间令三人比赛骑射, 建成故意将病马让于世民, 旨在借此伤害世民, 结果使世民险些受损。满腹不悦的世民, 事后泄愤于宰相宇文士及:“彼欲以此见杀, 死生有命, 庸何伤乎”?谁知建成却通过李渊宠妃如此转禀李渊:“秦王自言, 我有天命, 方为天下主, 岂有浪死”! 李渊闻悉大为不快, 以至当着建成、元吉之面呵责世民:“天子自有天命, 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
世民有口难辩。
建成借李渊外出之机发动兵变一事, 罪不容诛, 但事实上李渊并未给建成任何实质性的处分。建成通过李渊后妃经常于李渊面前谗言世民, 使世民动辄受到李渊的无端责斥。李渊听信宫府谗言, 调秦府重臣、骁将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等离开秦府。李渊允准建成奏荐元吉一反惯例统兵出征突厥, 且调秦府精兵强将相随等。
太子, 亦名“储君”、“储副”、“储贰”, 它的废立, 攸关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 兴衰隆替, 国泰民丰, 所谓“社稷系以安危”乃“宗社之本”“天下本也”。确立太子, 显然属于国家大事。太子, 直接承继皇位, 意味着尔后至尊至圣, 君临天下, 富有四海, 遂使太子一词被赋予了特殊的魅力和诱惑力, 所以古来围绕着争夺太子、皇位继承而演生的或未遂的宫庭政变真可谓司空见惯, 不胜枚举, 导致政局动荡, 干戈四起, 生灵涂炭。当唐初建国伊始, 天下甫定, 被消灭的各地敌对势力内心仍怀不满, 雄居漠北的突厥贵族, 虎视眈眈,
动辄饮马渭水, 国内千孔百疮, 满目凋敝的经济形势, 森然的朝纲法纪备遭践踏而荡然无存, 作为治国准绳的各项规制又欠厘定⋯⋯不意又冒出了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争夺皇位之事。置身如此错综复杂、严峻异常形势中的李渊, 面对二子龙争虎斗, 综合各种因素、权衡各种情况后所采取的中立态度, 平心而论, 它虽出无奈, 但仍不失为高明之策, 反复体察, 也只能这样, 舍此实在别无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