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宋神宗、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从总体上讲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的效果也是明显的，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当改革派主将章惇为维护改革成果进行斗争时，保守派内部对如何废除新法，也产生了分歧和争论首先提出不同意见的是范百禄，“司马光之始议差役”，他对司马光“曰：熙宁免役法行，百禄为咸平县(今河南通许)，开封(府名，今河南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今第减助、免(役)钱额以宽民力可也”。
但司马光并不采纳他的意见，一意废免役法。二月初限定五日之内复行差役法，“并依熙宁元年(1068年)以前旧法(指差役法)人数…定差”。苏辙也提出不同意见，“差役复行，应议者有五：其一日旧差乡户为衙前，破败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指免役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只是“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太重”“其三，乞用见今在役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不可遵用”等，都是在肯定免役法的前提下，提出改进意见。
苏轼也“极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其意亦与苏辙类似。保守派主将之一范纯仁提出差役法“先行于一州，候见其利害可否，渐推之一路”的意见，也遭拒绝。正如范纯仁所指出的，司马光“宁欲扰民”，也要废罢新法。多数新法都是在保守派内部意见分歧与争论中“废罢”的。同年四月，曾经向高太后告发蔡确以定策功自居的右相韩缜，竟然也受到保守派攻击而罢相，同时另一个保守派代表人物吕公著升任右相。
也许司马光觉得他和吕公著的声望，尚不足以慑服保守派中的不同政见者，遂请出早已致仕、年过八十、仁宗朝即任宰相的四朝元老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参与罢废新法的活动。这样，神宗末年担任宰执的大臣，除李清臣于次年四月才罢免外，所有宰执大臣全部更换成保守派人物。
此后，保守派加快了“废罢”新法的步骤。事实上，“熙宁变法”所推出的新法，基本上是针对当时的弊政而制定的，不仅大体上实现了宋神宗富国强兵的初衷，改变了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而且也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所以尽管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打击改革派欲废除一切新法。
但是，保守派中不少人或从新法的实际成效考虑，或从政府财政及国防、治安需要出发，不同意完全废罢新法。因而“废罢”新法，大多只是废除其中的一部分，有的只是改头换面，真正被废除的很少，而且废罢过程相当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