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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当年为太子时和武才人的关系情感,被《讨武氏檄》说成是“秽乱春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要如何解释?欲要了解事实的真相.则必须重建当年的情境,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优先注意和解决:第一,太子在宫中是否有机会和环境认识武才人,并且与她发生感情,发生了何种程度的感情?第二,太子的人格如何,为何悦武才人,而武才人有何特质能被他所悦?武才人有没有勾引他?
一、李治的性格与成长环境
李治被册为太子的发展上去观察、李治在贞观二年(628）六月十三日生于东宫丽正殿,五年封晋王.稍后拜并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十七年四月七日为太子,时年十六岁。二十三年六月即位,时年二十二岁。
李治在贞观十年母后死时才九岁,极为哀慕,所以父皇对他特深宠异,遂留他在宫中,薛婕妤应在此时前后奉诏教育他。此后,他与幼妹晋阳公主甚至皆蒙父皇亲加鞠养,时时教导。小兄妹俩幼年丧母,感情深厚,晋王有时短暂外出,公主必送出虔化门,涕泪而别。
父皇经常担心皇子们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长大后不能成材,所以等到诸王年龄稍长,即令出阁居于王府,接受师傅的教育。贞观十六年七月,李治已满十五岁,进入“中"年阶段,依法要离宫出居王府。此月三日,父皇敕令他以晋王的身份班于朝列,公主乃伤感地问父皇:“兄今与百官同列,将不得在内耶?”言讫,哽噎不自胜。父皇听后,也感动得为之流涕。
李治班于朝列不到一年,即因大哥和四哥被废而被立为皇太子。十六岁的新太子虽依法是东宫的主人,却仍然经常入侍宫闱。黄门侍郎刘洎深觉不妥,上言谏论,父皇小命新太子至东宫与刘泊、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等人游处论学。
处理皇帝宴寝是才人职掌之一,所以《讨武氏檄》说武才人“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文皇的寝殿是承庆殿,位在大内宫城内的西北边,附近有山池廊阁,环境幽美,太子李治既然入侍药膳、不离左右,长日陪在父皇之侧,因此与专管父皇食宿的武才人相见相处的机会可多了。两人从认识而进一步相处,只要有意,应是极有可能的;至于是否生情,要看双方的性格和相处的情况,才能加以论定。
太子与武才人有机会和环境从认识进而相处,不但是极为可能之事,其实也是甚为自然的事。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认识相处到何种程度?从两人的性格和其他情况看,事情的发展有此可能吗?
史书提到“时,上(太子李治)在东宫,因入侍,悦之”。“悦"之为义,有愉快、喜好的意思。用在男女关系上,通常指喜爱之意,如“女为悦己者容”,所以若一下于就将它解释成“恋爱”是值得置疑的。
《全唐诗》收录了一首记于则天皇后名下的乐府,一般论者大都认为是武才人写给太子李治的,但是多提不出合理的解释。这首名为《如意娘》的商调曲是这样写的:“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诗写相思写得极为深情真挚,应该不是武才人后来大权任握、嬖宠环绕的老年时期所与，而且她的情夫薛怀义、张易之等人也随吋可以召入宫中，不必相思痴候，因此他们决不是此诗的相思对象。
那么，她青年时代生命中主要的两个男人一一李世民和李治父子，必有一人是此诗的对象、大体上看，她“小”时奉召初入宫，能会如此情窦大开，对一个既陌生，且威严而又大她二十多岁的皇帝李世民如此深情吗?尽管后来两人能够长期相处，但是从驯骢事件中，她记忆文皇只是“壮朕之志”罢了，谈不上有“爱朕之情”。事实上根据前面的分析，文皇也的确没有深爱她。
从这首诗表示要请恋人来开箱验取石榴裙上的泪痕一事看，此人不是她的单思对象，而是互恋且相对有情意的双思人”因此、太子李治是此诗所诉的意中人，也就呼之欲出了。
武氏二度入宫后,未几即蒙新皇帝大幸,这时他们的恋情已经是半公开化,理应已无此相思需要;即使二度入宫之初,也因前景乐观,应该不会如此相思憔悴、哀怨下泪、如果说她作于在寺为尼时,则又决不会在尼寺里穿着石榴裙、是则这首乐府不是作于太子居住于大内宫中日夕陪伴父皇之时,则是父皇死后武氏出居感业寺或崇圣官,日夕盼念新皇帝之时。
不论二者孰赴.皆对太子当年“因人侍，悦之”的记载,益发叫以确定;而且显示两人由于长期的相见相处,已经从“悦”变成了“爱”。
太子李治是一个孝顺、好静、有依赖性而内向的青年,他为何悦一个性格完全不同而又年龄比他大的女人?在这里应该要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旧唐书·高宗本纪》描述李治的性格,说他“幼而岐嶷,宽仁孝友。”所谓岐嶷,是指聪明特异之意,观察他学习和领悟能力,大致可以相信他的聪明,是否聪明到特异则不易判断。从他对母后之死表示极为哀慕的表现,父皇生病叫侍奉的情况,甚至父皇病痈——一种毒疮——不良于行时,他为之吮痈,并且扶辇步从数日诸事来看,山他应该称得上孝。
又从他与晋阳公主的感情,对两个嫡兄的痛惜诸事来看,他也应该称得上友。这是他的人格特质。不过他另外有一种广为人知的特质,就是“仁懦”一一称皇帝为“仁懦”或“仁弱”,是史官表示皇帝懦弱的笔法。
史称承乾、李泰两废后,文皇犹向长孙无忌说:“公劝我立雉奴(李治小字),雉奴仁懦,得无为宗社忧,奈何?”。这时三哥李恪也有文武才,母亲是隋炀帝之女,身份尊贵,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故父皇常称李恪“类己”父皇既然怀疑太子“仁弱”,恐怕不能守社稷,因此曾怪无忌劝他立李治,而有废立之意,无忌固争,力言李治“仁厚”,是守文之王,而且储位不可屡易,文皇乃止。
后来文皇又曾向无忌说:“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大叹十六七岁的李治大大比不上自己当年的刚猛和敢作敢当,期望他将来有所改善。
父皇在册立李治为太子后三个月一一十七年闰六月一一诏令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大将以下并受处分”,应该就有要他接触军旅,以培养健武之气的意思。知子莫右父,既然担心他的性格懦弱,未来当不好皇帝,这恐怕也是父皇感到有必要亲自教他的原因。
综合上述分析,青少年的太子李治,似乎有下面的人格特质:
聪明好学、孝顺友爱、安静内向和依赖懦弱。这种人格特质,并不是父皇的最爱。父皇本身是一个性情刚烈的人,青少年时期不能李治幼年丧母,母死时极为哀慕,令太宗对他印象深刻,特深宠异,所以才将他交给学养俱佳的薛婕妤来教育,长年养于深宫之中。
他不仅亲承严父教育,而且也长于妇人之手,这种环境对他形成安静内向和依赖懦弱的性格应有一定的影响。懦弱内向的李治依恋其父,但是父皇却日理万机,一再亲征,因此给他关爱的时间其实不多;薛婕妤则是有学问家教的女人。依赖她,但未必就是依此时,一个有才貌而性格刚强、主见鲜明、处事积极果断的武才人,适时出现在他的眼前,基于性格互补相吸的理由,太子被武才人吸引或者两人互相有了吸引,应该是有可能的。
二、李治迷恋武则天缘由
女尼武氏最晚在永徽二年(651)七月以后再度入宫,未几就获今上大幸,怀了李弘,并于三年七月以后将他生下来,这时她已经成为昭仪。武昭仪不久又怀孕生下一女,可惜寻即暴夭;不过幸运之神的脚步没有因此停止,她在永徽五年二月左右第三度怀孕,并于同年十二月陪同今上前往昭陵的旅途中,在谒陵的路上再为今上添了一个小皇子,取名叫李贤。
一个新的嫔御,在二年半之中连为夫皇怀孕三胎,而其他妃嫔则相反的从此再无生育记录,其间显示了某种不寻常的意义。更不寻常的是,李贤生后十个月一一永徽六年十月十二日,原来拉拢收纳武昭仪的王皇后被废为庶人,而十一月一日武昭仪竟被立为新的皇后!这五年其实整整只有四年之间,宫廷变化极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要确定的是,王皇后纳武氏在后宫,要她分萧淑妃之宠,这个任务武氏最晚在永徽二年间应已达成。接下来的问题是,武氏不惜下辞降礼以事王皇后,让她向今上美言,使自已跃升为昭仪,当武昭仪宠待超过萧淑妃以后,王皇后能不妒虑她吗?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武昭仪会不防着皇后的忌害;且以她的性格,会甘愿一辈子做昭仪,委屈事这个年轻美丽而权计不足的皇后吗?
《新唐书·武后传》记载说,昭仪“一旦顾幸在萧右,寝与后不协”,不旧正显示了武昭仪不甘长居人下的实况,也同时反映了王皇后“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窘况。自此以后,遂展开了“良娣,王皇后协心谋之,递相谮毁”的局面。后妃争宠原是历代宫廷常见的宿命,何况社会上流行着妇女妒忌的现象。
今上原本宠爱萧淑妃,所以王皇后才拉武氏进宫当自己人,以分萧淑妃之宠;不料情敌之宠已哀,而自己人反成新情敌,故不得不联合旧情敌来对付新情敌;武昭仪年龄应该比王皇后和萧淑妃都大,此一新情敌们以让她们害怕到结成统一阵线以对付她?
萧淑妃的性格不详,但是王皇后则是一个“性简重,不曲事上下"之人。李治的人格有依赖的特质,故王皇后的性格可能非他所爱。相对的,武氏之获宠则有三种可能因素:一是对今上有致命的吸引力和当年互恋的深情；二是复入宫后王皇后的一再称誉；三是武氏不仅能“下辞降礼事后”,而且更能以此事帝,所谓“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已”是也。——表示她能不顾委屈,刻意地迎合奉承今上。
基于此故,所以《通鉴》说武氏复入宫后,“未几大幸”的说法是正确的描述。这种“大幸”,甚至可用“专宠”二字来作形容。按照官方的记录,今上共有八男三女(武氏暴夭之女不算).为太子时已经分由萧良娣和其他三个后宫生有四男二女。
他十六岁一一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一一为太子,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后宫刘氏为他诞下皇太孙李忠,当他宴请宫寮于东宫宏教门广场时,文皇帝也来参加,此后郑氏生次子李孝,杨氏生第三子李上金,在他十九岁（贞观二十年八月）皇太孙李忠四岁封陈王那一年,萧良娣为他生下第四子李素节。
另外,萧良娣所生的义阳,宣城二公主,也在素节之前后诞生,义阳不知是姊或是妹,官城生于二十三年则是其妹。从此以后,因为文皇亲征回来之后经常生病,太子常在大内陪伴父皇,所以其他妃嫔遂内无生育的记录,仪有萧良娣仍然得宠。
太子长期滞留于大内宫中,难得回东宫,很可能已与武才人发生感情,及至太子即位后,新皇后和萧淑妃还未知状况,尚且互相争宠，等到新皇帝今上与武氏寺中相会,王皇后侦知此情,遂想利用她以分萧淑妃之宠,因此建议今上召武氏入宫,真是正中二人下怀。具进取人格向有权变的武氏重新入宫后,利用时间了解状况,先委屈事后以对付萧淑妃,及至宠遇超过萧淑妃后,再与皇后不协,并且与王,萧二人展开斗争。
长期的畸情是武氏得宠的基础,加上她在永徽二、三年以后连续怀孕三胎,显示今上之爱情,的确已经独注于她,也就难怪原被宠爱的萧淑妃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失宠,不再被行幸而怀孕了。
武氏在寺里不管怎样得到今上的思念或暗中的照顾,终归是地下的关系。重入为后宫,才是二人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及至立为昭仪,位次诸妃,更是取得了正式的名分。王、萧二人和史官不知此情,才误以为武氏是“末几大幸”不论幸与大幸,在永徽二、三年间,武昭仪已经是最被今上宠爱的女人。
武氏在昭仪时期为今上生二男一女:永徽三年(652)下半年生今上第五子李弘,，五年(654)十二月生第六子李贤,其间又生了一女而暴夭。在皇后时期也生二男一女:显庆元年(656)十一月五日生第七子李显,龙朔二年(662)六月一日生第八子李旦,最后生太平公主。
不但由永徽二年至五年前后三四年间为今上连生三个子女,此下子女也通通是武后所生,从她的肚皮为她争气的情况看,显示她已因大幸而专宠,其至专房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武昭仪的身价已经今非昔比,具有权威向进取人格的她,必然想要进一步发展。其方法一方面是要抬高家族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要向后座迈进。当年与母诀别时所说的"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的话,这时已经酝酿发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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