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议，是影响北宋政局的大事件之一，从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由宰相韩琦首倡尊礼濮王事宜，到治平二年四月初九英宗下诏讨论，再到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二曹太后手书执政表示同意，历时十八个月，实际争执九个月。
所争论的内容，简单说就是过继给宋仁宗赵祯的嗣子宋英宗赵曙，该如何称呼他的本生亲父濮王赵允让，是该叫爹（皇考）还是该叫伯父（皇伯），就是这件在现代人眼中看着极其无聊的问题，让宋朝人吵翻了天。
濮议从事态发展的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治平元年（1064）五月二十八、宰相韩琦提出尊礼濮王开始，到治平二年（1065）三月二十九仁宗大祥为止，属于暗藏汹涌的平静期。
第二阶段是从治平二年（1065）四月初九、英宗诏礼官讨论尊崇濮王典礼开始，到六月二十六曹太后手书诘责执政、英宗下诏罢议为止，属于双方都浅尝辄止的克制期。
第三阶段是从治平二年（1065）六月二十九、英宗下诏有司博求典故、引起台谏官的反弹开始，到八月开封大雨后台谏官们进入更为强烈的舆论攻势为止，属于一方强攻一方不应战的僵持期。
第四阶段是从治平二年（1065）十月英宗收买台谏官搞釜底抽薪开始，到治平三年（1066）正月二十二曹太后手书执政表示同意尊崇濮王为止，属于汹涌澎湃的跌宕期。
第五阶段则是从濮王称亲开始，到台谏官被贬黜、执政官丧失士林公议口碑为止，属于两败俱伤的余韵期。
皇考派的幕后是宋英宗，主要骨干是执政官（中书）韩琦、欧阳修；皇伯派的幕后是曹太后，主要骨干是台谏官司马光、吕诲等人。
简单介绍完毕，让我们走近濮议，去近距离围观这场对大宋朝影响深远的辩论赛吧！
01，濮议进行时之第一阶段
大宋治平元年（1064）五月十三，垂帘听政的曹太后被宰相韩琦逼迫还政。五月十六，大权在握的宋英宗赵曙问执政大臣“积弊甚众，何以裁救？”俨然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明君模样，群臣无不欢欣鼓舞。
五月二十八，宰相韩琦代表中书执政官，向英宗呈递由参知政事欧阳修执笔的《中书请议濮王典礼》，奏疏从天性、人情出发，提出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德高位尊，应该给予尊贵的称号，建议英宗诏有司商议如何尊崇濮安懿王以及二妻一妾事宜。
执政的提议让群臣惊呆了，这前脚才逼迫曹太后撤帘，后脚就建议皇帝尊崇本生，这是执政要否定先帝仁宗的节奏么？是不是有点丧心病狂啊？
特别是台谏官们这时还正如老母鸡一般，为调和两宫关系奔波的时候，我们这边努力让太后和皇帝打破僵持、尽释前嫌，你们执政却添枝加叶、火上浇油的教唆皇帝破坏礼法？是生怕两宫关系会和睦吗？
由于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儿子，而是过继来的嗣子，早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二十七，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就在上疏英宗劝谏他孝顺母后、关爱幼妹时，特意提出自己的隐忧，提醒英宗要遵循典礼，不要听从小人撺掇，枉顾大义去追尊私亲（亲爹）。
司马光在奏疏中，还特别列举汉宣帝和汉光武帝，不给私亲加上尊号，被时人称赞、后世传颂；又列举了哀、安、桓、灵诸帝，追尊私亲犯义背礼，不但被当时讥讽，还被后世批评，提醒英宗要以史为鉴，杜绝过度尊崇亲生的行为。
虽然司马光的提醒在当时看着有点杞人忧天，但绝对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他察觉两宫之间的紧张气氛，也看出英宗对曹太后毫不掩饰的怨恨。
果不其然，英宗这才亲政半个月，执政就公然上书提议皇帝尊崇本生，对遵纪守法的士大夫们来说，这个提议实在是不能接受的。
英宗又不是傻子，自然不会利令智昏的立即表示同意，毕竟才故去一年的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群臣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这时候就讨论尊崇亲爹，恐怕很多人在情感上都受不了，于是，英宗下诏说等仁宗大祥（两周年）祭典之后再行讨论。
曹太后肯定知道中书的奏疏，也意识到白眼狼嗣子不会就此罢休，两宫关系更是降到冰点，大臣们就在调和劝谏两宫和睦中，让时间滑进治平二年。
02，濮议进行时之第二阶段
治平二年（1065）三月二十九，仁宗大祥，祭典结束后的次日，司马光和傅尧俞就前往中书去见执政官，提醒宰执们要遵循“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的礼法，不要教唆皇帝尊崇私亲。
面对两位台谏官的慷慨陈词，宰相韩琦、曾公亮、参政欧阳修、赵槩gai不置可否，但在随后，韩琦就再次向英宗提出崇奉濮王典礼，已经在位满两年的英宗就顺水推舟。
四月初九，英宗把欧阳修的《中书请议濮王典礼》下发，诏礼官商讨尊崇濮王典礼，要求大家集体讨论，该给他亲爹濮王一个什么名分。
经过礼官和两制的讨论，很快得出结果，英宗既然从小宗过继给大宗，就要以大宗为尊，对待亲爹的礼节就要降一等，亲亲原则要服从尊尊原则嘛。
讨论的时候，礼官们都很踊跃，但等到起草讨论文书时，大家就集体失声，因为大家都明白，皇帝既然让讨论给他爹名分，内心深处自然是想尊崇亲爹，大家集体否决了皇帝的想法、皇帝肯定不高兴，这会儿谁愿意起草文书去触皇帝的霉头？
面对此等情形，迂夫子司马光走向前去，奋笔立议，书写《上英宗议乞依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
首先引经据典、开宗明义，指出按照礼法制度，一个人是不能同时为两个父亲服斩衰之丧，小宗过继到大宗的孩子，就要以所后（继）父母为尊，为所后父母服斩衰（三年），为小宗本生服期年（一年），为人后者为之子，不能过于顾念私亲，因为“圣人制礼，尊无二上”。
然后，指出秦汉以来，从旁支小宗入继大统的帝王，追尊亲生父母为帝后的，都受到当时和后世的讥讽批评，提醒英宗不要效法这些不当行为。
接着，又指出前代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多半都是先帝晏驾之后，由母后或者大臣援立的，都比不上仁宗皇帝在生前就秉承天地之意，在众多宗室中选择陛下你，所以，仁宗对你有超乎一般的大恩德，提醒英宗不能辜负仁宗。
又简洁明了的指出关键，提醒英宗继承皇位的法理依据，是来自仁宗，如果陛下你不承认自己是仁宗的儿子，就没有继位的合法性。
再苦口婆心地提点英宗，虽然濮王于陛下你有天性之亲，但陛下你所拥有的四海天下、可以由子子孙孙万世相承的大宋江山，则是先帝仁宗赋予你的，在这么大的利益之下，血缘亲情的亲亲，就该向尊尊低头的。
最后还体贴地给英宗建议，可以给濮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三位夫人也可以改封大国太夫人。
虽然这篇奏疏被司马光写得有理有据、情理兼备，但因为结论和英宗的预期相去甚远，皇帝陛下当然不满意了，执政们也很惊讶，他们以为执政和皇帝的态度都这么明显了，礼官们不是该顺水推舟给皇帝捧臭脚吗？
怎么讨论了半天，礼官们不但回避尊崇皇帝亲爹的问题，就连怎么称呼都没提，实在太扫皇帝和执政们的面子了。
于是，欧阳修再次执笔书写《中书进呈札子》，对司马光的奏疏提出批评，让他们讨论皇帝该怎么称呼濮王的问题。
礼官们再次讨论起来，参详真宗尊崇皇兄楚王元佐、仁宗尊崇皇叔荆王元俨诏书不名的例子，濮王是仁宗堂兄，皇帝可以称呼濮王为皇伯而不名。
有人觉得皇帝不就想称亲爹为“考”么，可以在濮王皇伯之后加个“考”字，称为“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立即反驳，真宗皇帝以太祖皇帝为皇伯考，濮王有何功德可以和创业之主的太祖一样称皇伯考呢？
就这样，礼官很快呈上《两制礼官再议称皇伯状》，认为英宗应该称呼亲爹濮王为皇伯。
面对这样的结论，英宗很不爽，执政就再次为皇帝出招，仍由大文豪欧阳修执笔，书写《中书请集官再议进呈札子》。
很善于诡辩的欧阳修，引古今经典条例，拿礼法中那句“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为依据，声称礼法规定出继之子于所后、所生都可以称父母，所以前代的汉宣帝、光武帝都称其父为皇考，而礼官们商议的皇伯称谓，不但是典籍上没有记载的，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因此提议把两派意见下发百官，让三省及御史台官集议，想通过扩大讨论范围，来获取支持。
欧阳修这份奏折把皇帝和执政们的意图直接亮了出来，就是英宗也可以效法汉宣帝、光武帝称呼亲爹濮王为皇考。中书执政们乐观地认为，只要扩大讨论范围，必定会有人迎合他们力挺皇考派的，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消息传出后，朝野是一片哗然。
大家都吵吵说朝廷想背弃仁宗的恩德，要尊崇濮王，街头坊间的谣言更是离谱，甚至传出皇帝要将濮王神主奉入太庙、去替代仁宗神主的流言，整个开封城都是议论汹汹。
面对此情此景，英宗和执政们有点傻眼，这种情况下还敢大规模讨论称呼濮王为皇考么？不怕被舆论的口水淹没？
有个叫孙固的太常博士，刚流露出附和执政的意图，就被蜂拥而上的台谏官们喷成翔，孙固的下场就在眼前，谁也不愿意落个“媚上”的名声。
就在皇考派骑虎难下的时候，六月二十六，曹太后手书宰相韩琦，诘责他不该议称皇考，韩琦为此还上奏太后辩解说皇伯的称呼才是无稽之谈。
眼看形势于己方不利，英宗也只得出面取消集议，暂时停止讨论怎么称呼濮王的问题。在如此缺乏理论和舆论的支持下，自诩为濮王孝顺儿子的英宗会善罢甘休吗？
03，濮议进行时之第三阶段上
治平二年（1065）六月二十九，英宗下诏让主管礼仪的太常院去博求典故，寻找合乎经义的理论支持，时判太常寺的翰林学士范镇，就率礼官上疏《乞如两制礼官所议》。
范镇在奏疏中批驳了欧阳修称濮王为皇考的理论依据：
汉宣帝是继承汉昭帝的皇位，汉光武帝则是继承汉平帝的皇位，在辈分上，宣帝是昭帝的孙子，而光武帝则是平帝的祖父，所以他俩勉强可以称自己的亲爹为皇考，但仍然被人议论不当，因为大宗之统不可绝。
陛下你既然称仁宗皇帝为皇考，又想称濮王为皇考，那就是两统二父，比汉宣帝、光武帝更为失礼，所以，陛下你应该依据《尔雅》及本朝故事，称呼濮王为皇伯而不名，如两制礼官的前议，像汉朝那样称皇考、称帝、称皇、立寝庙、序昭穆的行为，都不是圣明的陛下可以效仿的。
中书执政官们对范镇的上疏很不高兴，就责备他一通，结果被台谏官们知道了，对执政官的蛮横很愤怒，纷纷上疏，请求英宗发布诏书明确称濮王为皇伯。
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的《上英宗论不当罢集议，乞别降诏以王珪等议为定》首先批评英宗不该朝令夕改，朝廷既然知道大家对濮王称亲事宜议论纷纷，就该参合众人意见，辩证是非，怎么能下诏停止集体讨论呢？你既然停止讨论，为何又诏有司寻求典故？这不是反复无常吗？
接着又反驳欧阳修奏疏中“所后、所生皆称父母”以及宣帝、光武都称亲爹为皇考的论点：汉宣帝、光武帝都是上承本宗，昭帝是宣帝祖父，光武也没有过继给元帝，所以他们才称亲爹为皇考，他们并没有两个父亲。
陛下你想称呼濮王为皇考，那就和仁庙相同，是与礼律相背的。陛下你能够从藩邸入继大统，南面称尊，都是先帝的恩德，诚心奉养孝顺太后都不足以回报先帝，怎么能枉顾大义去偏顾私亲呢？
最后着重建议英宗，应该早日降下诏旨，按照两制礼官讨论的结果，以濮王为皇伯而不名，这样才能让朝堂内外汹汹的议论停止，并杜绝邪论。
随后，吕诲又接连两次上疏，不但提醒英宗尊礼守法不要枉顾私亲，还把中书执政的“皇考”论，定性为惑乱人情的“邪佞”之说，建议英宗早日确定“皇伯”的称号，以免坊间议论有损圣明，不但会被后世讥讽，还会被四夷边陲小国看不起。
从吕诲的奏疏内容，让猴格不禁想到网络上的辩论，有些激进的人辩论着辩论着，就偏离了辩论的初衷，开始在辩论的过程中进行道德攻击，吕诲就是如此，从忠奸、正邪在道德上去否定执政，这种风气在网络上不好，在朝堂上更不好。
面对吕诲的咄咄逼人，无言可对的皇帝只能留中不发，和执政们一起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议。
侍御史赵瞻的《上英宗论不当罢集议，乞别降诏以王珪等议为定》则开篇点明仁宗早年鞠养英宗的恩德、以及过继的事实，又按为人后者为子之礼法，质问英宗身为仁宗嗣子，称呼仁宗的兄长濮王为伯父有什么疑问？
接着也反驳欧阳修“所后、所生皆称父母”以及宣帝、光武都称亲爹为皇考的观点：
执政说典籍记载所后、所生都称父母，典籍还记载出不为母呢？身为子女的又能用什么词语来代指出母？直截了当的批评欧阳修是在搞文字游戏、祸乱典籍。
执政只知道汉宣、光武追尊父亲为皇考，却不知道宣帝、光武都是继承远祖，并不是给昭帝、元帝当儿子，居然以此歪理邪说误导圣朝。
昔日魏明帝曾告诫公卿，谁敢引诱过继皇嗣尊崇私亲者，即便是股肱大臣也诛之无赦，难道陛下认为魏明帝的诏令不贤吗？最后强烈要求英宗让提议“皇考”论的人出来和他对辨邪正，以建正论。
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的《上英宗乞行礼官所奏典故》则建议英宗屈情尊礼，让濮王位极人臣之典足矣，这才不失孝思之义、四方之望。
而司马光更是递上他的终极绝杀奏疏《上英宗乞行礼官所奏典故》，开篇就剑指政府（执政）：参加讨论的两制礼官都认为濮王应该尊称皇伯而不名，唯独政府的意思要尊濮王为皇考，简直是“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
政府援引仪礼丧服、以及本朝典章制度，说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都称父母，这是政府欺负天下人都不识文理啊！又声称汉宣、光武都称生父为皇考，人家汉宣帝上承昭帝，是以孙继祖，所以称其父为皇考，却不敢尊其亲祖父为皇祖考，那是因为和昭帝同昭穆的缘故；
光武从布衣起家，亲冒矢石打的天下，虽然名为中兴，实为创业，就是自立七庙也不为过，人家却以旁支上承大宗，只是称生父为皇考，实在是谦逊退让太过了。
而陛下你是以仁宗儿子的身份继承大业的，国无二君、家无二尊，如果尊崇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
如果仁宗还在治理天下，濮王也在颐养天年，命陛下你为皇子，不知道陛下你称呼濮王为父亲还是伯父呢？如果先帝在就称濮王为伯父，先帝不在就称濮王为父亲，这岂不是背信弃义、反复无常吗？微臣以为陛下绝对不会如此，那么，称濮王为皇伯又有什么疑问呢？
满朝大臣都知道不应该称呼濮王为皇考，偏偏政府坚持此议，就不怕陛下失去四海之心，受万世讥讽？如此，群臣的忠佞、邪正就是显而易见了，请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称濮王为皇伯而不名。
高手出招就是如此，司马光这波强势质问直击要害，即便诡辩如欧阳修，也是接不下来的，哪怕英宗再想称亲爹为皇考，也不敢顶着司马光的质问而上。
司马光这篇奏疏也不再只从历史典籍中寻找支持，而改用道德和士人公议为攻势，这和吕诲的行为有本质上的类同，于长远来讲，这种超越政见之分的论辩并不是好现象。
当看了吕诲、司马光的奏疏后，不知道欧阳修是否会想起这其实是他惯用的论辩方式，当初他就是如此对狄青的，如今却被吕诲、司马光娴熟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但不管台谏官如何群情激昂地轮番上疏，英宗统统留中不发，和执政一起继续装聋作哑。
时间很快来到八月，开封大雨，台谏官又发起更为强烈的舆论攻势，把濮议事件带入高潮。
04，濮议进行时之第三阶段下
治平二年（1065）八月初三，一夜大雨，由于降雨量太大，引起房屋倒塌，人畜溺死无数，官府所知死亡人数足有1588人。
因此，英宗在灾后就下罪己诏求言，让群臣上书讨论政治之失，以应天变，台谏官们借此机会，指出水灾是因为濮议引发的，不但批评英宗，还抨击执政。
吕诲引经据典的通过“水不润下”的灾异理论，指出水灾就是因为过度尊崇濮王引起的，这是老天爷的警告，提醒皇帝称濮王为皇考是不可行的，还指出满朝新进都出自权臣之门，抨击执政专权，剑指韩琦，用天灾暗示皇帝，这是执政不称职才引起天怒人怨，并暗示执政效法汉朝制度引咎辞职。
吕大防也上书陈述八事，指出“臣权太盛，邪议干正”；就连被英宗提拔的潜邸旧臣、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也再次上疏指出京师大水都是因为濮王之议，才导致天谴。
在所有的奏疏中，仍然以司马光最为直言不讳，他直截了当指出自从英宗即位以来，灾异甚重，这都是因为皇帝在即位后丧失人心导致的，提出英宗有三件事让天下人失望：
其一，皇帝你身为过继子，却对先帝留下的一后五女失于照顾，太后不但对你有抚育之恩，还有策立之功，更有为你临朝摄政的苦劳，先帝更是在众多侄子中选择你，让你从防御使升为天子，你却苛待先帝遗孀幼女。
民间乡里的过继子继承嗣父产业后，不孝嗣母、忽视妹妹，还要被邻里唾弃，又会怎么看待同样行为的惶惶天子之尊呢？
其二，先帝天性宽仁，晚年因为疾病把天下之事都委托给两府，两府执政处事未必都妥当，皇帝陛下即位就该进贤退愚，赏善罚恶，但陛下却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对国事沉默不语，坐视执政专权。
其三，听不进忠言逆耳，国家设置台谏官，就是充当天子耳目，以免被大臣蒙蔽，皇帝却无视台谏的批评，不但落下拒谏的名声，还让政府继续专权之事，致使四方忠义之士失去批评的动力。
最后给英宗提出建议，希望他侍奉皇太后孝顺恭谨，对诸位长公主时加存抚，亲理政务，杜绝专权之臣，选拔英才，赏功罚罪，自然天道祥和，圣德日新。
面对蜂拥而来的上疏，英宗都表示无奈，唯独对老部下蔡抗非常不满，当初英宗提拔蔡抗同知谏院，就是希望他能站在皇考派，没想到老蔡是坚定的皇伯派，实在让英宗不能忍，就率先拿蔡抗开刀。
八月二十三，命蔡抗知制诰兼判国子监，你不是喜欢逼逼吗？我罢免你的谏官职务，看你还怎么逼逼。
罢免蔡抗后，英宗就积极地为南郊做准备，司马光再次上疏，请求他取消原定于十一月举行的南郊典礼，改在大庆殿恭谢天地就足以展示天子对上天的纯洁之诚，还能节约开支，安抚灾后的人心。
司马光的建议英宗当然不会听，这可是他即位后的第一次南郊，怎么可能取消？别说只是下雨导致水灾，就是下冰雹也不行。
但该有的姿态还得有，进入九月后，因为霖雨不断，英宗两次罢宴，遣使赴名山大川祈晴，并以雨策试举人，判都水监韩贽也因治水不力被罢免。
士子范百禄的对策也以“水不润下”理论来批评濮议，并引经据典指出历史上那些小宗入承大宗的哀、安、桓、灵，都因为尊崇私亲引发大水；陛下过继给先帝继承宗祧，对待私亲就不能过重，不然就会不得人心，不得人心就会不得天意，不得天意就会遭到天谴！
为了显示自己如同大海般宽阔的胸怀，英宗咬牙升范百禄为秘书丞，也仅此而已了。
另一位皇伯派权御史中丞贾黯，眼看英宗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应对台谏官的上疏，重病的贾黯心灰意冷的上表称病求去，在奏疏上还批评执政称濮王为皇考，是违背经义、建两统二父之说，所以赵家祖宗的神灵才震怒，老天才降雨示警，让无辜的百姓遭殃。
面对贾黯的辞呈，英宗则是顺水推舟，以其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十二日后，贾黯病卒。
在整个第四阶段，都是皇伯派的台谏官强势进攻，皇考派则装聋作哑概不应战，就是你随便蹦达、理你算我输的态度，让濮议之争陷入僵持之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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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真相，以史为论，诉说个人见解，谢绝脱离人文环境的过度解读和阴谋论。有喜欢辽夏金元以及宗庙迁祧、后宫八卦的朋友可以关注猴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