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9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与朝臣议政后的明太祖朱元璋深感疲倦，想在后宫休憩片刻，谁知这一睡下去就再也没有醒来，享年71岁。
朱元璋子女众多，生前就对老朱家可以世代统治江山的问题，深感头疼和忧心；最终朱元璋认为，皇位继承是稳定江山统治的根本，最终效仿大多数君王的做法，就是采用封建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
由于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只能将对朱标的父爱，倾注在皇太孙朱允炆身上。朱允炆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朱允炆的颅骨从出生就有先天缺陷，头盖骨长偏了，像个弯月，但这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他的疼爱，并将他立为皇位继承人。
朱允炆和其父懿文太子朱标一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性格温文尔雅，喜爱思考，与朱元璋严刑峻制，雷厉风行的治国手段不同，朱允炆的治国理念，就是想实现自己理想的仁政。
朱元璋统治时期，性格谨慎多疑的他，怕将来柔弱的朱允炆上位后，压制不住朝廷大臣，经“胡蓝之狱”后，大明的功臣名将被他屠戮一空；朱元璋铺平了朱允炆的上位之路，却不料问题出在了自己儿子的身上。
由于大明功臣名将被屠戮一空，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将自己的二十多个儿子全部都作为“藩王”，分封到全国各地，特别是镇守西北疆域的9位藩王，以燕、秦、宁、晋四王的声势最为浩大，兵力最强。
朱元璋步入暮年之际，已经察觉到诸王势力膨胀，兵强马壮，拥兵自重，而且仗着叔父身份，不遵从朱允炆的号令，为防自己死后诸王争权夺势，因此在遗诏中留下禁止诸王回京奔丧，必要时可下旨“削藩”。
建文帝朱允炆在朱元璋死后登基上台，新皇帝上位，要忙的事情肯定很多，朱允炆要为朱元璋服丧守孝，又要忙着国家政务，朝廷事务，从朱元璋去世的同年七月至次年六月，周、湘、齐、代、岷五王先后被“削藩”，贬为庶民。为什么建文帝这么着急“削藩”？要知道这个时间点距离他登基还不到三个月。
自朱标去世之后，面对诸藩王不安定的心情，唯恐“夜长梦多”的朱元璋立即将朱允炆立为皇太子。但朱允炆资历尚浅，对外不足以服众，对内又经验不足，诸藩王碍于朱元璋嘴上不说什么，背地里对朱允炆都不屑一顾，其中就包括对皇位觊觎之意甚浓的燕王朱棣。
在朱元璋生前，除太子朱标去世之外，二子秦王朱樉和三子晋王朱棡先后英年早逝，四子燕王朱棣反而成为事实上的嫡长子。
公元1380年，明洪武十三年，朱棣就藩于燕京北平，北平在当时的大明版图上位于边关疆域，战事频繁。朱棣能征善战，军功卓著，资历老成，手握重兵，对朱元璋立朱允炆为太子一事深感不满，在朱允炆还是太子之时就屡次挑衅，让朱允炆在即位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威胁。
“藩王作乱”这个问题，在朱允炆的头脑中已经困扰了很久，“诸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众藩王特别是朱棣的军事实力，让朱允炆食寝无味，在朱允炆没有其它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为巩固皇权并将藩王们手上的兵权夺来，“削藩”是最快也是最有利的解决途经。
除了朱棣这个心腹大患外，还有朱元璋自己种下的恶果。老朱为保自家后代江山统治“千秋万代，一劳永逸”，领兵的优秀将领都杀光了，到朱允炆即位时，能拿得出手的武将几乎没有，身边只围着一些满口儒家思想的文臣，如齐泰、黄子澄之流。
这些文臣写写奏折，聊聊政事，吹吹牛皮，弹劾官吏还比较在行，对军事策略和领兵打仗，包括朱允炆自己在内都是一窍不通，思想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对“削藩”这种国家大事，特别在朱允炆急功近利的情况下，没有制定出详细周密的计划，也没有选择合适的统帅，因为也没有带兵统帅可供选择，只能派老将耿炳文出马。
从朱元璋时代留下的沐英和汤和此时都因病离世，剩下两个半残的郭英和耿炳文，朱允炆只能让耿炳文领兵十三万征讨朱棣，“死马当活马医”，此举说明朱允炆缺乏帝王应有的判断力和应变力。
建文元年八月，耿炳文部在真定被燕王部大败，朱允炆又临阵换将，用李景隆换掉了耿炳文，最终导致兵败如山倒。
朱允炆急于求成的胡乱出兵，以及其优柔寡断的性格，让朱棣有了造反的借口，最终“靖难之役”以朱棣大获全胜，朱允炆下落不明而告终。
“靖难”这个词语，最早来源于朱元璋的密诏，奉天子之命，各地藩王可领兵至京师捉拿奸臣，领兵“靖难”，肃清叛逆，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朱棣以“靖难”为借口，带走了宁王朱权的甲兵8万，朵颜三卫骑兵，壮大了自己的队伍，推翻了朱元璋自己亲自立下继承者朱允炆的统治，而朱棣则坐上了龙椅，成为明成祖“永乐大帝”。
那为什么建文帝不施行“推恩令”，而采用极端的“削藩”政策，引起了众藩王的恐慌？
“推恩令”最早见诸于汉朝。汉武帝时期诸王就藩，藩王拥有大片土地，这些藩王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上颁布法令，铸造钱币，甚至篡养军队。更早的“分封制”，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西周诸侯分封后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但必须定期向朝廷进贡。汉武帝就采用了“推恩令”，削弱诸侯国的实力，让他们无法兴风作浪，起兵叛乱。
“推恩令”规定，诸侯国由诸侯多子共同继承，将权力分散，越到后期，诸侯国越分越小，实力也削弱到无法与中央政权相抗衡，叛乱的可能性减至最低。
而明朝藩王没有封地，由于老朱的大屠杀，驻守边关的重任还要依靠自己的儿子。众藩王只有一些田庄和朝廷的俸禄供养，连自己的卫队人数都要严格控制，藩王在大明王朝的地位尊崇，他们的目的就是为老朱家开枝散叶，繁衍后代，朱元璋对子孙后代真的非常优待，唯独不让他们介入权力中心。
综上所述，“推恩令”是建立在“分封制”的基础上，而明朝对藩王实行的不是“分封制”，因此“推恩令”也就无从实施。
朱允炆在众藩王兵力强大，而自己皇位未牢，政局未稳，手下又缺乏可用的带兵将领的这种风紧关口进行“削藩”，不就是断了这些藩王的生路，他们能不起来造反吗？
朱允炆的治国思路没有错，错在对“削藩”之事操之过急，若他暂时隐忍，待自己实力再强大一些，经验再多一些，手上能用之人再多一些，时机再成熟一些，利用“温水煮青蛙”的方法逐步通过削弱驻守疆域藩王的兵权，减少藩王的俸禄，培养并利用自己心腹步步控制局势，国除藩王等一系列手段，未尝不可继续朱元璋之后的辉煌。
继朱允炆之后，由于朱棣自己也是由“藩王作乱”坐上的皇位，在其统治时期更是加重了对众藩王们的限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藩王之间不得相见，非朝请不能出封地。
这些举措虽然扼制了藩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但也让藩王所属的皇室宗亲们成为圈养的猪，终日无所事事，混吃等死。到了明末崇祯年间，藩王众多，旁系血亲错综复杂，人口超过20万人。
他们在享受大明朝廷俸禄同时，还有各种补贴和福利，将大明也拖进入不敷出，万劫不复的地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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