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军队经商：难怪两宋军队这么弱，原来他们都忙着做买卖赚钱
都说两宋军队弱爆了，除了皇帝重文抑武，其实与这件事关系更大
宋朝时，国家军队不仅战斗力弱，而且还普遍存在经商的情况，尤其离谱的是，军队经商的收入及支出还不用计入朝廷的财政收支，主要都被用以补贴军用和供军事长官花费。
在宋仁宗时代，范仲淹出镇庆州，据记载，在此期间他的部队“借随军库钱回易(经商的意思)，得利息二万余贯，充随军公用支使外，却纳足官本”。范仲淹“回易”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随军公用支使”，并非中饱私囊，故他在奏折中向宋仁宗公开承认“得利息二万余贯”。既然范仲淹在奏折中公开提到，可见当时宋朝军队的“回易”并不是件值得奇怪的事。
宋军经商，必然要差遣军士行动，如滕宗谅“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驴车四十驾，载茶三百余笼，出引逐外，不得收税”。河东麟州和府州钤辖贾逵“令五人为一保，给钱十万，凡回易五十日，出息钱四十万，以备犒”。五十天获利四倍，足见边防军队赢利之厚。北宋朝廷对军队经商并未制订专门法条进行规范，及至得知贾逵的所作所为，便下河东转运便司“体量”转运使司上报，“以为旧例如此，即无私入”，于是朝廷诏令贾逵“自今无得差禁军回易”。贾逵派禁兵经商既是“旧例”，这显然能够表明，当时军队经商的确已很普遍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宋朝军队经商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利益链条逐渐固化，逐渐达到了传习难改的地步。宋神宗时期，发生了秦凤路副总管夏元几用禁军贩运私茶，“侵坏茶法”的事件。宋神宗“诏转运司劾之”，这仅是因为违犯茶法之故，却也恰恰说明了宋朝军队一般性的经商活动，当时已成了合理又合法的事了。
到了南宋初期，因为财政拮据，军费紧张，军队经商的行动便更加活跃了。抗金名将岳飞为了抵抗女真人，在得不到军费支持的情况，自然只能承继北宋军队遗留的旧习，一边打仗，一边派人做买卖赚钱养军队。据记载，岳飞曾专门任命李启充当“回易官”，因为他认为此人“有心计”，能斡旋财赋……佐飞军用甚多”。据不完全统计，岳家军在鄂州的酒库、公使库、激赏库、备边库、回易库等共有14库，每年获利达到1165000多贯，鄂州典库、房钱、营田杂收钱，襄阳府酒库、房钱、博易场每年收入415000多贯。大约等于岳家军三个月的军费开支。韩世忠罢兵权时，上缴回易利息等钱100万贯。可见，当时军队经商不但已很普遍、合法，而且规模相当大。
军队经商的利润一般是用来补贴军用，但往往有一些贪婪的将领则以军队经商所得自肥，这是必然的，也是很普遍的，能像范仲淹、岳飞那样经商只为供养军队的，属于极少数。如刘光世全军有52000多人，却“以八千人为回易”，短短几年，刘光世便“以陶朱公自比”，显然，一部分“回易”对的收入，早已悄悄地流进他的腰包。镇江府都统制刘宝部下有“机织至八九百人”，他任命逯逵“专任为回易库监官，开激赏等库于市心，置榻坊、柴场于江口”，另置两个大酒库，“又添置脚店百余处，列布阛阓”。据逯逵供称：“所管内外回易钱仅有五十三万余贯，其欺隐不可胜计。”
因为“中外诸军屠酤城市，日夺官课，重载络绎，不税一钱，回易悉据要津，逃亡更不开落”，军队经商已经泛滥成灾。宋高宗被迫下诏禁止军队经商，“若诸军更敢擅差军兵回易，行在委殿前司，马、步军司，在外委诸路都统制严行觉察，并与贩去处委所在州县收捉，押赴朝廷。其擅差官兵依私役禁军法，其所贩物货计咕坐罪”。
但是，在腐败的封建官僚政治下，令行禁止，自然是极不可能的。就在宋高宗禁令颁布之后，殿前司左军统制李捧“辄违朝旨，擅差军士回易”。镇江府都统制刘宝也“多差军士，往湖广贩卖回易”。虽然李、刘受到了处分，但军队经商之风仍没有刹住。林大鼎说：“今有伐山为薪炭，聚木为排筏，行商坐贯，开酒坊，解质库，名为赡军回易，而实役人以自利”。即在临安府，即所谓“辇毂”之下，军队经商依旧进行，宋廷实事上也默认了这项活动。
宋孝宗即位后，鉴于军官对士卒“仍前勒令回易及俵散布帛、柴炭之类，并开坊造酒分依量其请给，每月克除”等严重弊端，重申了“严行禁止”的命令。但事实上也并无成效。如池州副都统制郝政“创造回易，殆六十余所，下至油盐酱醋，皆令军人坐铺出卖”。江州都统制刘光祖“专任将官雷凭为腹心，公肆剖克，如诸军回易及马草等钱，日纳月纳，皆有定数”。九江巡、尉司曾抓获一批贩运私茶者，经讯问，乃是本地驻军，“各称差出日本军借钱五千，回日却要一十五千送纳，别无营运，只得贩茶，须往回三五次，方得钱足”。
宋朝军队经商，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军队经商在某些场合确有补贴军用的作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成为将校刻剥士卒、填塞欲壑的手段，败坏了军政、军风、军纪，摧折士气、损害战斗力。真德秀曾尖锐地指出：“主帅剥偏裨，偏裨剥队伍，有日给千钱而不足衾絮者，有月廪数斛而不饱糟糠者。以此饰苞苴，以此买歌舞，于是乎兵贫至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