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汉朝文景之治与唐朝贞观之治的异同

汉朝文景之治与唐朝贞观之治的异同

汉朝文景之治与唐朝贞观之治的异同

前言:

汉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贞观之治”都属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这两个朝代的改革都是在结束前朝的乱政之后所进行的恢复国家正常运转的治理,有其相同性,也有各自的特点和成就。本篇文章将从各个维度出发,严密分析汉朝文景之治与唐朝贞观之治的功绩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对国家政治的巩固

众所周知,古代君王为了巩固自己手中的政权,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盛世。那么这两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是怎样形成的呢?

1.巩固整治是结束乱世的前奏

汉初经过了秦末的农民战争和群雄割据,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民生凋敝,政治经济都比较落后,流离失所的现象时有发生,人民苦不堪言。刘邦称帝之初,又经历了对匈奴的作战失败,国家战力受挫,在防御外敌上面岌岌可危,不得已只能靠和亲来安抚这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国家的发展形势并不乐观。再加上吕后一族势力的强大,吕后专政统治,控制年幼的皇帝,国家掌握在外戚的手中,汉文帝继位后,迅速平定了吕后的内乱,开始推进国家的休养生息政策,封建统治秩序也越来越稳定,人民日子越发富足。汉文帝制造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到了汉景帝时期,这一休养政策更是被推向了高潮,百姓赋税进一步减少,皇室更是带头艰苦朴素,节约开支,在这一号召之下,人民争相效仿,终于使国家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唐朝是在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隋朝灭亡后,天下一切呈现出一副萧条落寞的画面,唐太宗李世民重新开始,整顿政治,任贤纳谏,促使国家快速实现了统一。同时,唐太宗重农任农,促使经济达到繁荣;在人才方面,唐太宗广开言路,鼓励群臣勇于进谏,魏征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在军事方面,积极加强国家抵御外敌的综合实力,任用有能力的大将强化军队建设;随后在明军贤臣的基础之上创立了贞观之治,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巩固政治是保障国家统一的先锋

政治清明对国家的整体水平提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景之治时《汉书》曾经记载过粮食过多仓库堆积不下导致腐烂的情形。那么这一昌盛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文景之世的时候,采取了休养生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让流民归所,当时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大的侯国之内的人口数量达到了三四万户,小的候国内户口也增加了一倍之多。在人口数目增长的同时鼓励农业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得到提升,以至于粮价开始跌落;虽然遭遇了粮价暴跌这一局面,但是在粮价暴跌的这段时期,汉文帝急中生智,采取了贵粟的政策,将多余的粮食收购存于库房,库房粮食堆积如山。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粮食的过多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重农任贤是巩固中央集权的核心。

“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文景之治所描绘的这种太平盛世是轻徭薄赋政策成功的具体体现,重视农民阶级的劳动,鼓励流民归所,大力鼓励生产,增加了很多惠农惠民的政策,为农民建立了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降低了外部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程度,保证了农民的劳动得到了稳定的报酬。在薄税劝农下,经过文景二帝40多年的治理,人民各得其所,提高了务农的积极性,产业增长,国库充足,迎来了西汉前期的太平盛世,巩固了国家中央集权的势力。

重视农民劳动下的文景之治

1.实行的徭薄赋政策极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文帝13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0年,农民群体负担逐步减轻,惠农惠民政策实施,

2.正所谓守闾阎者食粱肉,居官者以姓号。”人民富足,社会安定。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3.《汉书景帝纪》:“汉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极大区别。这些都离不开开明的政治和切实为老百姓着想的初心,“鄙廪庾皆满,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至腐乱不可食”。此间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

任用贤能之下的贞观之治

隋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唐王朝逐步建立。李世民面临着隋末纷乱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人口骤降,土地荒乱,水旱频发,百姓饥困。在吸取隋王朝覆灭教训的基础上,唐太宗任用贤能,巩固政治。魏征就是其任用的其中一个,据史料记载多年后魏征去逝,李世民非常难过,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太宗能奋发图强,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发现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端并不断完善,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唐太宗广纳谏言,严整吏治,宽减刑罚,励精图治,轻徭薄赋,体恤民生疾苦,倡导节俭,鼓励流民回乡发展。唐太宗不忘隋末时期打天下的艰难,在任用贤能的基础上修建了凌烟阁,秦琼、程咬金等在列的24位功臣都在凌烟阁供奉之列。建立国家的武臣与敢于进谏的文臣相辅相成,自此,社会秩序得以安定,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局面。

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的相同点

它们都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而建立,都维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虽然都重视农民的发展,颁发了一系列惠农重农的政策,但是接触生产的第一线人员仍是农民,最辛苦的也是农民,农民依然是受压榨剥削的阶级,正所谓“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都采用道家思想,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者的利益。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都是我国封建社会难得出现的盛世,为汉朝和唐朝的繁荣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的不同点

统治的侧重点不一

一个主要表现在提升农民的生产力,进而促使国家其他类型经济得到发展,相辅相成;一个则是虚心纳谏,重用人才,不断审视国家劣势并不断改正。汉武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文景之治注重减轻苛捐杂税,减低农民的负担,而唐太宗统治时期出现的贞观之治则侧重知人善任,广招贤才,积极纳谏,不断发现现有制度的弊端,建立了较完善的科举制度。

历史时期不一

文景之治是指中国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农民生产性极高,凭借自己的双手获取利益,经济水平得到了提升,散钱多得不可计数。后来汉文帝、汉景帝等统治者,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是那一时期社会的“盛世”,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统治为“文景之治”。史书上“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阐述的就是在文、景两帝统治下,封建政局达到稳定,社会经济达到繁荣,国家财政收入得到提升,作奸犯科的人民减少的情况。

贞观之治代表唐朝初期李世民的治世局面。在隋末农民起义失败,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的情形下,李世民以史为鉴,任用贤能,可以说是当时聪慧的贤人齐聚一堂,在一代贤后---长孙皇后的辅佐下,勇于接纳魏征、萧璃、长孙无忌、杜如晦大量别出一格的谏言,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社会出现了空前安宁的局面。

文景之治繁荣背后的色彩

虽然文景之治给社会带来了繁荣昌盛的局面,但是因为“无为而治”政策的影响,给当时的社会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文景之治”繁荣的背后,由于政策的原因带来一些问题:汉武帝初期摒弃了文景二帝在位时的节俭之风,奢靡之气盛行。“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在财富日益见长的情况下:公卿士大夫们互相攀比,忽视礼节的重要性,导致欲望激增,道德沦丧,国家自然不能够长治久安。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姑息诸侯国的势力,纵容同姓诸侯国的权势滋养蔓延,加速了后来吴楚七国合谋叛乱局面的发生。

汉文帝统治其期察举制度的弊端

文帝时期“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就是以“对策”为标准的考试办法。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科目的察举制度分为常科和岁科两大类以察举孝廉为主。据史书记载:“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吕后离世后文帝称帝,谨小慎微的他继续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他又适应时代变化和统治的需要,对前代吏治有所创新。

明确提出举贤良文学、贤良方正、举孝者、举廉吏的选官制度,从而使察举制正式形成。但是,察举制尚在当时不够完善,很多官吏不奉诏举贤,故文帝时通过察举选拔的官吏,特别是中、高级官吏为数较少。名闻当世者,从现有资料看,只有冯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后官至车骑都尉。另一方面,虽然察举制度科目众多,但因为普天之下百姓之多,造成了很多能人志士被埋没,终其一生没有得到重用。还有一部分人通过关系或者贿赂的形式投机走上辉煌仕途,必然对提拔自己的人效恩、尊为伯乐,这一行为滋生了朝中各种派别势力,成为占据一方为所欲为的地方集团。

汉文帝统治其期吏治上的弊端

在汉文帝统治的23年中,其在吏治上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要表现在:丞相申屠嘉,高祖时功臣,“刚毅守节,然无术学”;文帝对有才能、懂治国之术的新进锐敏之士则弃而不用或不重用。这是他在吏治上的最大失误。

贾谊与晁错就是当时的两大冤案,成为文景之治政治下的牺牲品。“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讲述的就是贾谊当时少年英才的状态,“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文帝听信谗言,疏远贾谊,不用其议,还把他贬谪到那个时期很偏僻的长沙地带。晁错一心为国为民着想,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身着大臣官服被当街斩杀了,成为统治者的一颗棋子,并连累其父亲共赴黄泉,含冤九泉之下。晁错死后吴王及其部下以不间断的造反回击,战争时有发生,祸国殃民,生灵涂炭。

“贞观之治”为何短命?

第一,唐太宗及其臣下不能善始善终

贞观初期,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惨痛历史教训,大力发展政治与经济,任用贤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随着国家日益繁荣昌盛,唐太宗便意骄志满起来。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去世是贞观之治的一个分水岭,后期,唐太宗把曾经一度崇尚的纳谏之风抛弃了,不再采纳正群的群臣言论,不再广开言路,而是只相信他的个人群为和极少数亲信的谗言,以孤家寡人的独断专行取代盛世时期的兼听众意。由此观之,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做事情都要善始善终,从一而终,方能成就千秋万业,而不是像秦始皇一样喊着传承万代的口号实际上却二世而亡。

第二,官员素质蜕化,集体统治功能下降

贞观后期,整个智囊群体开始染上一种随和的、顺从的、与世无争的色彩,大臣摒弃了进谏的良好态势,有人开始称病不上朝,只追求保住现有的官位;有人迎合唐太宗所好,大献殷勤;有人只讲唐太宗喜爱听取的言论,阿谀奉承之风此起彼伏,全然忘却之前从谏如流的时代;有人托病不朝,只为安度晚年,国家大事置于脑后。在这一消极现象的持续下,统治阶级的威严和势力受到重挫,为王朝后来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第三,唐太宗丧失了忧患意识,沉醉于奢侈之中,忽视了隐藏的社会矛盾和政权危机。

进入盛世后,唐太宗开始固步自封,陶醉于贞观的繁华之中,并不断粉饰繁华,看不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随着国家情况的迅速好转,唐太宗开始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忘却了初创天下的艰难,到处兴建宫殿、别馆,规模浩大,前所未有,老百姓苦不堪言,以至于砍掉自己的肢体以图逃脱的情形出现。唐太宗沉迷于盛世的成功喜悦之中,渐渐忘记建国初期的纷乱以及创立贞观之治的艰难,无法做到居安思危,最终导致了盛世的逐步衰败。

第四,连年征战消耗了人力、物力、财力,大力削弱了国力。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邱之役。士马疲於甲胄,舟车倦於转输,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贞观前期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唐太宗当时是唐朝战无不胜的战神,国家政绩蒸蒸日上,受到边关各族人民的敬仰和拥护,但是到了后期,从谏如流的清明政治不复存在,晚年的唐太宗受奸人蛊惑,听信谗言,受好大喜功的怂恿,进行了多次与边疆各族人民的征伐战争,多次战争的失败导致国力不复从前,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加速了“贞观之治”由盛到衰的转变。

总结:

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都描绘了一幅社会安宁,政治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画面。虽然二者所处的时期和背景截然不同,治世的手段也不一致,但是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巩固了统治者手中的权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造福了百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盛世的出现必然离不开明君的治理,纵然在治理方法与策略上有着各自的异同,但仍需居安思危,时刻谨记当初治世的艰难险阻,唯此才能使繁荣昌盛发局面维持长久,生生不息,造福后世。

参考文献:《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及其影响》《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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