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蒙元的皇帝风格完全不一样，大多数宋朝皇帝喜欢窝在宫中，蒙元皇帝喜欢打仗打猎，也就是说宋朝皇帝崇文抑武，蒙元皇帝崇尚武力，两种截然不同的兴趣爱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从千年历史传统，民族习惯，生活环境以及首领的爱好等几个方面来解答这个问题。
宋朝和蒙元分别是中原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宋朝继承的是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自周朝礼制以来，到汉朝“举孝廉”，经魏晋风流，在到隋唐盛世，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经过千年文化熏陶，早已将崇文抑武的精神深刻地浸入到民族的骨髓中。
特别是赵匡胤陈桥兵变，兵不刃血夺取皇位后，杯酒释兵权将崇文抑武作为国策，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将崇文抑武这个精神灵魂推向了顶峰，再加之完善的科举制度，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使屌丝逆袭成为普遍的可能，谁还愿意当以命相搏的大头兵！
我们再来看看蒙元继承是什么文明？蒙元生活的蒙古高原大漠，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能征善战的民族，这些民族的发展史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南下中原掠夺的历史，或者西征到西亚、欧洲形成“上帝之鞭”，可以说这些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骑兵的战争史。
经过千年的战争经验到了蒙元时期使战争艺术达到了顶峰，蒙古族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元帝国，这些蒙古骑兵战斗力令人闻风丧胆，他们甚至以马血为食，在马背上休息睡觉，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打胜仗，掠夺战利品。所以说，宋朝的汉民族和蒙元蒙古族，各自经历千年发展，在内心深处和民族精神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我们再来看看宋朝和蒙元生活环境？宋朝控制的区域是中原地区，这里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汉民族思想文化到了宋朝又一次达到巅峰，唐宋八大家中六家都在宋朝，宋词和唐诗是中华文化史上两颗璀璨明珠，无论是皇宫和平民百姓，琴棋书画都成为最美好的追求，也正是这样宋朝才出现了苏轼、黄庭坚、范仲淹、欧阳修、李清照、沈括、柳永等一大批文学家和科学家，这种重视文化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今，高考制度和学区房就是见证。
宋朝所生活环境也不允许骑马、弯弓射箭，宋朝耕地多，丢失燕云十六州后，向西交流的通道又被西夏所封锁，本是又缺少良马繁育基地，这就造成既没有良马，也没有供战马飞驰的大量草原，形成不了马背上民族特有的尚武精神。
反观，蒙古族，血液里基因中流淌着千年崇武战斗精神，本身就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他们所生活的蒙古大漠，遇到气候严寒的小冰河期，必须通过从南方中原掠夺才能维持生活，这也是蒙古族以及一些游牧民族为了生活，为了活命必须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最主要原因之一。
有人说，游牧民族是“饿死不种田，渴死不挖井”的民族和现在非洲人很相似，其实这句话有很大的误解，北方地区特别是蒙古大漠，无论是土壤条件、气候条件、积温情况以及水源等条件，在古代科技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是实现不了农耕的。
讲完了历史传统、民族习惯以及生活环境等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很重要，那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人的榜样力量是很强大的。汉民族崇尚武力皇帝确实不多，宋代以前，汉武帝、隋炀帝、李世民；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具有书生意气的，梨园戏鼻祖唐玄宗，词国皇帝李煜，北宋书画双绝的宋徽宗都是在文化上杰出皇帝的代表。
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在征服中原后，也都纷纷推崇汉人儒家文化，可见中原地区文化具有多么强大融合能力，蒙元为何会在那么短时间内被灭绝，有很大原因归咎于被中原汉文化同化了，在蒙元后期统治者们大多沉湎于享乐，而忘记了骑马射箭，致使战斗力大为降低，最终失去了江山。
总之，汉民族崇文抑武，游牧民族尚武精神这是千年多因素叠加的结果，突出表现在汉民族大多数皇帝窝在皇宫中，或者沉湎于后宫中，或者施展于琴棋书画诗酒花等各种领域中，唯独少了沙场练兵和深山围猎的爱好；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元民族在建立政权初期还是通过不断战争、不断打仗、不断围猎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时间长了也就慢慢淡化了。
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充分吸取了蒙元灭亡原因，规定皇子在学习四书五经等汉文化儒家思想的同时，骑马射术一样是必修之课，这才有了将近300年国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