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末年到魏晋的几百年间，由于政权跌宕，整个社会陷入了战火连绵，人民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泥潭。在这几百年间，中国士人的精神面貌、人生追求，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其中两晋士风差异尤为明显。在两晋间，士大夫之人生态度经历了从东晋士人之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心态到西晋士人纵欲享乐的玄学心态的转变。
从东汉后期开始，士人对于政权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晋宦官外戚专权严重，大一统面临崩溃，士大夫在抗击宦官，维护皇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期的士大夫往往胸怀报国大志，雄心勃勃欲重振朝纲。
然而朝廷自身的腐败愈发严重，至西晋已江河日下。朝廷的腐败加剧了对士人的迫害，士人和朝廷的矛盾也面临大爆发，士人在心理上对大一统政权已不再眷恋。这种悲哀心态导致西晋士人放弃对天下的胸怀和报复，转而走向个体的享乐逍遥。
形成这一巨大转变的原因，既有政权腐败之因，又是儒学暂时下台和玄学在西晋广泛传播的结果。
一、两晋朝廷腐败，士人得不到重视，转而走向享乐和放纵
东晋著名医药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名实》中说：“执经衡门，渊渟岳立，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在逐渐崩溃的政权之下，士大夫坚守自身品德，不随波逐流的高洁心态。
然而，注定无法施展抱负使两晋士人只能立足自身，看自己看得久了，也从东晋的“穷则独善其身”变成了西晋之自私自利、纵情享乐的奢靡之风。
1、政治理想的破灭引发了物欲纵横、自私自利的士风
此时士人之一种重要心态，便是嗜利如命，不论是爱财聚敛而挥霍纵欲，还是爱财聚敛而守财吝啬，都同样表现出来一种毫不掩饰的坦然心态，它与潇洒风姿、与纵酒傲诞、与谈玄说理，具有同等的意义。整个社会的思潮已经由任自然发展到情欲物欲恶性膨胀的程度。
而另一种士人心态则是自私求全。集潇洒风流与浓重机心于一身，这才是晋人的历史真实的面貌。士之自全心理表现于行为上是不应知世务，在职而不尽责，于牵涉个人安危之关键时刻，宁舍是非而依违两可。
生活上，则是求放任以自适，于潇洒风流或纵欲放诞中享受生之乐趣。此时士人心态之另一特色，便是求纵情以自适和求名。求纵情以自适，是从放诞生活中得到感情欲望的满足。正始士人纵欲任情，主要表现在纵酒，不拘礼法，如居丧饮酒食肉，等等。个别人如阮籍、刘伶，脱衣裸形以求享乐。
2、朝纲紊乱使士人眼光转向山水，好求虚名
西晋的纵欲之风更甚。西晋士人的另一心态，便是强烈的求名心理。求名之一方式，便是清谈。西晋清谈，已与正始谈玄有别。正始谈玄，主要目的，在于玄学义理的探讨，而西晋清淡，除义理探讨外，已逐渐转向审美。
清谈重声调抑扬，重旨远，注意修辞，可以看作是西晋清谈对正式正式清谈的一种发展，一种朝着审美方向的发展。
山水审美的契入，士人享乐生活与人物品评中神往于男性的女性美，为此时土人的心态和人格描绘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既高雅又庸俗，是高雅与庸俗的怪异的统一。他们希望得到物欲与情欲的极大满足，又希望得到风流潇洒的精神享受。
他们用老庄思想来点缀充满强烈私欲的生活，把利欲熏心和不知世务结合起来．口谈玄虚而入世甚深，得到人生的最好享受而又享有名士的声誉。潇洒而又庸俗，出世而又入世。出世，是寻找精神上的满足；入世，是寻找物质上的满足。
二、儒学颓败、玄学兴起——士人心态由心系国家到自私自利
东晋时期，儒学作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态，仍是社会的主流。当时虽有以“狂放恣肆、雄浑刚健”著称的魏晋风骨，比前代儒家士人多了一股“洒脱气”，但东晋士人仍遵从以儒家礼义塑造人格的传统要求。东晋士人重忠孝仁义，在世风流弊之时固守儒学内涵。
但在东汉末年到东晋年间，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坏，经学中衰，儒学僵化的思想模式也慢慢地松动了。儒学权威地位下降的同时，诸子思想便重新活跃起来，社会上论定是非的标准多样化了，事实已不存在忠不忠的问题，有用便是正确。
经学的束缚解除，儒家的道德准则已经失去了约束力，士人由传统的“儒家君子”变为讲求个体自由的“闲散”士人。
1、只有放纵才能暂时忘却人生苦闷
大一统的观念瓦解，正统思想失去了约束力，士人在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最初出现的是追求名士风流。随着人物品评的出现，名士风流成了士人的一种理想风度，名士高标标致标致，怡情自适，为世所仰慕。
此时更多的士人是任情放纵，儒家伦理道德准则既已失去约束力，自我便发展起来。但是士人的纵乐中却还包含有对于人生的深切眷恋和对于人性的体认。
但是，当自我觉醒，体认到生之可贵的时候，却同时也是战乱不断，人命危浅的时期。于是生的欢乐便伴随着人生短促的悲哀，在纵乐的时候便常常弥漫一种一种一种浓重的悲凉情思。
随着山林享乐这一生活风尚的流行，纵情山水的士人便学会以歌舞、美酒助兴。现实的痛苦加剧了他们的放纵，山林就像一道隔开现实痛苦的屏障，西晋士人在鸟鸣山涧之间，不惜放纵饮酒享乐，来抓住人生的片刻幸福。只有以这种强烈、狂放、夸张的形式，才能暂且忘却家国颓散的时代悲哀。
2、玄学兴起，主张“享乐”就是“养生”
西晋时儒学已从神坛跌落下来，士人们既不谈儒学，也不践儒学，取而代之的是玄学的大兴。玄学讲究养生和享受人生逸趣，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宣扬“享受即养生”的思想，深受西晋士人追崇。
向秀主张顺欲养生。向秀的观点可代表重生活重情欲一派的养生观，这一派把生活的快乐看得比生命的存在本身更重要，结论是生不需养，长寿乃天生。
嵇康主张节欲以养生，节欲之要，在喜怒无动于衷，即主张内心去欲，不让情欲发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重自我因而贵生命的思想，放弃了宏大的理想，回到此刻人生的欢愉。
3、纵酒享乐，以忘哀愁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人心惶惶，到西晋这个政权没落之交，人们内心的压抑和苦闷更是前所未有地煎熬着内心。儒家的利益纲常已经无法拯救社会秩序的颓败，士人饮酒纵乐蔚然成风。
两晋之际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尤其是司马氏篡夺曹魏的国祚，对士人采取恐怖的政策，他们惶恐不已，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于是拼命喝酒，醉生梦死，以酒避祸。
嵇康阮籍、竹林七贤，均是饮酒嗜酒之人。生于大道灭绝的时代，士人力量衰微，无力和司马氏政权抗衡，却也不愿当司马氏的犬牙走狗，背叛国道。这种矛盾和恐惧的心里，只能通过纵酒来暂时忘却。
4、西晋士人用玄学的人生观作为保护伞
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的最惊世骇俗的话是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到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对虚伪、放荡的政权的自我反抗。
这样的执着的反抗让他和当时的司马氏政权彻底对立起来，其他有道德、有良知的士人也是如此。但和统治者抗争的结果不会好受，对政权的反抗使西晋士人在世俗社会中无处立足，只有玄学能容纳他们。
玄学理论的特质是返归自然，但是以往的玄学家还没能把这个返归自然的理论变为一种人生观，把它变为一种人生观的是嵇康。这样一个玄学人生观，作为维系个性自由来说，它是意义重大的。
但是由于它没有解决个人对社会承担责任的问题，注定为社会所摈弃。高尚的并不都是现实的。因其高尚，而感动人心，而因其远离现实，却以悲剧而告终。
三、总结
西晋士人留给后人的奢靡名声，也是玄学大兴的必然悲剧：玄学注定只是主观的追求，而不能成为客观的现实。从思想上说，这些士人被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行为名教所不容，是司马氏在权力争夺中的需要。
在时代和思想的双重压迫下，享乐奢靡的人生非放纵也，乃片刻安慰也。
参考文献：
《魏晋风度》
《与山巨源绝交书》
《玄学之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