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朝堂上，宰相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整个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宰相的任命与罢黜，也时时刻刻牵动着朝中各势力的变动，而当在职时间的长短，对古代的朝中政治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唐代，有这样一种宰相，被称之为“复任宰相”，从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在一生中，不止一次担任宰相一职。因为宰相在古代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复任宰相”也会对当时的政治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其中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就从充分发挥宰相才能、保证政策的延续性、有利于新政权的稳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许多宰相一生中数次入相，最初入相时，或由于任职时间较短，或由于政治局势不稳定、当权者统治政策不合理，宰相的才能往往不能充分发挥。
到了政局平稳、统治者用人得当的时期，这些宰相再次入相，他们的才能才得到充分的施展。以宰相姚崇、宋璟为例。二人都先后数次入相，都经历了自武则天末期至玄宗初年的历次宫廷政变，政治生涯的前期也都因政局动荡、权力之争而屡遭罢黜。
最初几次入相，他们的任职时间都比较短，又因当权者政策的影响，他们的才能并未完全发挥。先天政变之后，玄宗彻底常握政权，洱度起用二人为相，二人辅佐玄宗，“协心革中宗弊政”为实现“开元盛世”做出了贡献，成为一代名相。
姚崇在开元元年第三次入相。拜相前曾与玄宗进行长谈，姚崇请“以十事闻”气即针对武则天、中宗以来的种种弊政，提出了宽简为政、轻徭薄赋、裁汰冗官、沙汰僧尼、限制贵戚等十条改革措施，玄宗都一一虚心采纳。
姚崇对于各种棘手的问题，能够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解决。玄宗对姚崇也十分信任，“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在君臣的配合下，社会状况很快有了改观。
开元四年，姚崇罢相，离任前他举荐宋璟接替自己担任宰相。宋璟二次入相后，在继承此前各项改革主张的同时，还体现出了自己的执政特点。
宋璟性格刚直，十分重视对官场不良风气的整治。当时每年朝集使入京都要携带大量珍贵礼品，送与当权者以方便办事。宋璟奏请“一切勒还，绝其侥求之路”使官场风气进一步净化。
姚崇、宋璟虽然在施政理念、性格特点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都具备十分出众的才能，也都能在罢相后被玄宗再度起用，使自身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作为开元时期宰相群体的核心，二人共同辅佐玄宗成就了开元盛唐气象，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名相贤臣。一些复任宰相的才能是在罢相期间得到充分施展的，这既体现了宰相本人十分全面的能力，也反映出统治者用人的灵活性。
宰相作为百官之首，在辅佐君王、推行政策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唐代宰相复任问题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一些宰相因种种原因中途罢相，再度入相后继续推行上一次入相时的主张，从而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
以宰相李吉甫、武元衡为例。宪宗即位不久，面对长期以来藩镇跋扈难以节制的局面，在宰相杜黄裳的建议下，决心“以法度裁制藩镇”＇重新树立朝廷权威。
此时，朝廷已先后平定了刘辟、杨惠琳的叛乱，声威火振，许多藩镇纷纷请求入朝。镇海节度使表面上李錡也上表归顺，但当朝廷征时李錡却借故拖延，实则伺机反叛朝廷。
武元衡认为决不能纵容李錡的行为，坚决主张将他强征入朝，若不服从就以武力讨平。面对朝廷的强硬态度，李錡“分授管内镇将，令杀刺史”，公然举兵反叛。
李吉甫认为李錡的军队多是乌合之众，“非有斗志，讨之必克”，两位宰相的支持坚定了宪宗平叛的决心。仅用时数只，朝廷就彻底平定了镇海军的叛乱。
不久，武元衡出镇西川，李吉甫出镇淮南，二人双双离开相位。在第一次入相中，他们积极为宪宗的武力削藩出谋划策，贡献良多。
元和六年，李吉甫再次入相，八年，武元衡也重新入朝辅政。再次入相后，二人继续坚持首次入相时的主张，使朝廷的削藩政策得以延续。
先帝驾崩，新皇登基，在政权交替之际，统治者往往通过对中枢权力的调整来稳固新政权，宰相的罢免与复任就是方式之一。
以宰相李勣的罢相与重新入相为例。李勣是唐朝建立的重要功臣，更是为唐朝开疆拓土、使国家走向强盛的一代名将。
宰相的多次入相与罢相有时也会对政治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某段时间内不同宰相的反复入相与罢相可能导致政局的混乱，从而加剧朋党政治的态势。
另一方面，一些宰相推行的不利于政局稳定的政策，也会随着他们的复任得到延续。在唐代，许多时候统治集团内部都存在朋党之争，只是不同时期朋党之争的剧烈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
唐代有三个时间段是宰相复任的高峰，这三个时间段同时也是朋党之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分别是中宗复位至玄宗即位时期、牛李党争时期、唐末昭宗时期。
中宗、眷宗、玄宗初年的政治局势始终不稳定，朝中多股政治力量先后掌权，尤其是唐隆政变后，太平公主势力与太子李隆基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斗。
睿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专权用事，包括官员任免在内的政事决策权，几乎都掌握在太平公主手中，她肆意妄为，凭自己的意愿滥授官职。
一些官员私下结交公主，请求入朝为官，还有一些人通过公主的关系复任为宰相或在宰相任上再次升迁。而宰相崔缇、萧至忠、窦怀贞、岑羲都在这一时期多次入相，他们的复任也都与太平公主有关。
入相后，这些宰相依附于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势力进行激烈的权力争斗，“主内忌太子明，又宰相皆其党，乃有逆谋”，同时他们还排挤其他在任宰相。
这一时期宰相的罢免与复任多与朝中的朋党之争有关，二者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太平公主与玄宗两股政治力量间的权力之争，是导致这一时期宰相频繁罢免与复任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一些复任宰相一经入相，就会对朝中的敌对势力进行打压，使其罢相。在这当中，宰相的复任无疑使朋党之争更加激烈。
牛李党争是唐史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朋党之争，期间众多宰相因党争多次入相，又多次罢相。现以牛僧孺和李宗闵的第二次入相为例进行分析。
牛僧孺的二次入相得益于牛党成员、时任宰相李宗闵的引荐。李宗闵于文宗。太和三年首次入相，入相后“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党皆逐之”。
牛僧孺再度入相后，与李宗闵共同排挤裴度。裴度当时官居宰相，位高权重，出于避祸的考虑希望罢相出镇，牛僧孺的二次入相加剧了朝中朋党之争的态势，为他与李宗闵的朋比为奸、排斥异己创造了条件。
而李宗闵二次入相后继续勾结宦官与同党排抑朝臣，同样加剧了朝中朋党之争的激烈程度。同时也体现了宰相的罢免与复任对干朋党之争的推波助澜作用。
唐末党争主要表现为朝臣、藩镇、宦宫之间的相互勾结和排斥异己。复任宰相中，一些人通过勾结朋党，屡次入相，一些人则被迫卷入其中，多次受到陷害，屡遭罢相。
崔胤是这一时期勾结藩镇陷害朝臣的代表。乾宁三年，因与崔昭纬互相勾结，崔胤第二次被罢相。罢相的第二天陆雇代替崔胤首次入相，崔胤对此十分嫉恨，一面勾结朱全忠，期望再次入相，一面诬陷陆雇，迫使其罢相。
仅仅两个月，崔胤第三次入相，他入相后仅两日陆雇就被罢免。两年后，昭宗因十分厌恶崔胤勾结朱全忠四处用兵的行为，第三次罢其相位。同日陆雇再次接替崔胤，第二次入相。
崔胤与陆雇交替入相，既体现出二人在政治上的对立，也反映出朝中朋党斗争的激烈。从崔胤的角度讲，几罢几入都是因为勾结朋党陷害朝臣，这无疑加剧了朋党之争的剧烈程度。
有些宰相会推行某种不利于政权稳定与国家繁荣的政策。这样的宰相一旦复任，他所主张的政策就会因循下去，对整个国家产生消极影响。
但是还有一些复任宰相入相后提出了针对时弊的改革措施，也取得过显著的成效，可是改革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就此终止。主张改革的复任宰相因此罢相，旧政策因此循环下去。
以姚崇的第二次罢相和宋璟的第一次罢相为例。武则天曾为了广收天下人心而放手招官，逐渐造成了官职冗滥的现象。宗室权力此时也急剧膨胀。
睿宗即位后，在太子李隆基的支持下，姚崇、宋璟相继入相，对上述问题进行改革。这是姚崇的第二次入相，是宋璟的首次入相。入相后，二人针对弊政提出改革措施。
主张废除斜封，量才授官，“虽资高考深，非才实者不取”又主张“罢诸公主府官限制宗室权力”。改革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天下凛然，复有升平之望也”。
然而，改革却严重触及了太平公主的利益。这是因为无论是斜封官还是宗室权力扩张，太平公主都是重要的既得利益者。为了进一步推行改革，打压太平公主，太子李隆基请睿宗罢黜姚崇、宋璟。
景云二年二月，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第二次罢相，宋璟被贬为楚州刺史，第一次罢相。由于太平公主的极力反对，姚崇、宋璟主导的各项改革就此失败。
宰相的罢免与复任是特定时期政治局势的反映，同时又对所处时期的政局产生种种影响，可分为两个方面。
积极影响方面，宰相本人的才能通过罢免与复任得到了充分地施展，这既体现了宰相才干的出众，也反映了统治者的知人善任与对宰相制度的灵活运用。
一项有益于国家的政策、制度也能够通过宰相的多次入相得以延续，复任宰相对帝王的持续支持，使有利的政策得以持续推行；统治者还通过适时地罢免宰相、之后又再度启用的方式实现新政权的稳固，尽最大努力消除政局动荡的隐患。
消极影响方面，朋党政治常与宰相的不断罢免与复任相伴而生，争夺中枢控制权的各政治势力以反复调整宰相群体作为其巩固权势的方式。
于国不利的政策也会随着宰相的罢免或复任循环下来，从而导致政治局势的混乱甚至国家的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