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南北各有一方政权体系且划江而守，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江沿线的重镇便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其中以荆州之地最为重要。
自三国时期开始，荆州的战略地位便开始凸显出来，荆州雄踞西藩、贯穿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若是能够控制整个荆州之地，便能够据此与天下任何一个政权相互抗衡。
从小的方面来说可以割据一方，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篡权自立， “任推毂于荆楚”这6个字便道出了荆州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同时期、同地域其它的州郡完全不具备这一些优势。
刘裕作为晋朝时期最活跃的军事、政治家之一，在走向人生巅峰的过程中多次征讨荆州，对于荆州的战略意义可谓是亲身体验，因此他掌控朝堂大权之后便十分重视对荆州的控制权和统治权。
刘宋建国之后，刘裕基于前期对荆州战争的基础执掌，慢慢开始了加强对荆州之地的控制前，并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治理荆州的心模式。
回看整个刘宋一朝，乃至后来的诸多皇帝、朝代，都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出刘裕治理荆州政策的影子。那么，刘裕治理荆州到底用了什么办法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其中的故事。
周朝时期，周武王姬发设立分封制大封同姓名诸侯管理天下，后期周公旦为了加强皇权控制再次深化分封制，当时就会所有与周王室有血脉关系的人都得到了分封。
也是因为如此，周朝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情况，由此观之分封制下的藩王对封地的管理十分严格，控制力也非常的强。
从某个角度来说，魏晋时期所施行的由宗室出任方镇都督来管理边疆重镇的制度与分封制颇具异曲同工之妙，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样一种制度也被称之为“宗王出镇”。
西晋时期，司马家族为了掌控天下各个战略要地，派遣家族成员担任这些地方的大都督，保障了司马家对天下的控制权。
不过，西晋八王之乱后，皇权的势力一点点在变弱，门阀世家的力量却不断在增强。
尤其是在九品中正制度下，门阀氏族的力量就会与皇权相平等，换句话来说宗室的力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非常小。
刘裕掌握东晋的军政大权后，为了压制门阀世家的力量提升自己家族的势力，开始逐渐启用司马家族早年的宗王储镇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晋辖区内多个重要的州郡被刘裕家族掌控，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掠夺，扬、徐、豫、荆四大重镇皆被刘裕掌控在了手里，亦或者被刘裕的家族子弟管控，为后来的军事政变成功奠定了基础。
比如，刘裕命次子刘义真为扬州刺史，命长子刘义符领徐州刺史，弟弟刘道怜出镇荆州刺史，侄子刘义庆担任豫州刺史，第三子刘义隆出镇荆州刺史等。
总的来说，刘裕执政朝政时期宗王出镇制度得到了极大的体现，即使南朝刘宋建立之后这一个制度依然被延续了下来，出现了大范围宗王出镇的局面与现象。
以担任荆州刺史的人物为例子，纵览刘宋统治天下六十多年期间，先后有十多人担任荆州一把手，但仅仅有三人是刘姓之外的人，他们分别是谢晦、朱修之、沈攸之。
不过，这三人的身份却不平常，其在朝堂权力重大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刘姓皇族。后期，此三人依据荆州为基础发动军事政变，对刘宋一朝造成了很大的动荡。
其余十多人在镇守荆州期间，对拱卫刘宋王朝的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宗王出镇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当然也可见荆州之地的重要程度与影响力之大。
宋文帝时期，荆州之地多是由刘姓皇族之人掌控，文帝的弟弟刘义康、刘义恭、刘义庆、刘义季、刘义宣等人先后担任荆州都督，为宋文帝稳固边疆、震慑中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当然，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宋文帝延续刘裕的宗王出镇制，同时又加强了对镇守荆州之人的监督与威慑，使得他们皆以效忠皇权、服务黄权为己任，这才保障了社会的安定、政权的稳定。
宋文帝之后、宋孝武帝即位，这一时期宗王出镇便开始发生问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门阀世家的力量逐渐遭到削弱，藩镇的管理者权力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逐渐摆脱中央的控制形成了极大的威胁性。
和平时期各大藩王还能听从朝廷的命令，一旦到了战乱年代、政局不稳，诸王便开始兴兵造反企图自立，使得刘宋王朝的内部矛盾不断爆发。
对于这样的局面宋孝武帝深有体会，他就好比经历过七国之乱的汉景帝一样，势力庞大的荆州刺史刘义宣携带荆、江、豫、兖等多地的势力进行叛变，企图废除孝武帝自立为王。
不过，宋孝武帝虽然年轻却很有为，他用自己强有力的手段镇压叛乱，也因为这件事情开始不再信任宗室之人，甚至引发了一波“削藩”的高潮。
汉武帝削藩的手段委婉且含蓄（推恩令），但是宋孝武帝却没有那么好的耐心，凡是参与叛变的藩王皆受到了屠戮，甚至于自己猜忌的“宗王”最后也以各种理由除掉。
在以血腥的手段清洗皇族藩王的时候，孝武帝刘骏还制定了相应的军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限制宗王的权力，比如镇守一方的宗王不再具有独立调动兵马的权力，想要调动兵马必须要向中央请示。
镇守一方的宗王出行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管辖的区域定去需要更换，可以说为了限制宗王的权力宋孝武帝不遗余力，与宋朝时期赵匡胤重文轻武的政策很相似。
随着刘裕一脉的宗族之人被大肆屠戮，再加上帝王的猜忌和打压，以至于宗族之人为了避免祸患不再参与拱卫刘宋，从此之后宗族势力便推出了政治舞台，宗王出镇可谓是名存实亡。
宗王出镇的退出又迎来了新的问题，如上述所言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力量是非常大的，没有了宗族力量的支持刘宋皇帝只能依靠外姓重臣，这也使得荆州的军事、政治大权落在了他人的手里，直接导致刘宋一朝的衰败与覆灭。
宗王出镇前期的成功有一定的历史因素，比如门阀世家开始示弱给了这一制度生存的空间，但此制度并不能改变荆州对中央威胁的根本问题，所以它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也在情理之中。
尤其是宋孝武帝时期，他既想要使用宗王出镇制度，心中又一直在担忧此制度对朝廷中央造成的威胁，前后矛盾使得刘宋皇族遭到血腥屠戮，为刘宋一朝走向衰落拉开序幕，最后被权臣萧道成取而代之。
东晋末年，刘裕平定刘毅之乱，而后司马休之出镇荆州。后来，刘裕第二次征讨荆州赶走了司马休之，此时荆州几乎全部落入了他的手里。
两次征讨荆州的刘裕对此地非常的重视，为了削弱荆州之地对皇权的威胁性，同时又不改变荆州的战略地位，他便开始对荆州进行小范围的分割。
多年之后，刘裕先后掌控了徐、豫和扬州等地，整个荆州的控制权落入刘裕的手里，此时他在荆州也可以大展拳脚了，比如，在荆州之侧建立湘州，荆州本身的实力虽然没有削弱，但因湘州的存在其影响力无形中被削弱。
刘宋一朝建立之后，刘裕又依据荆州之地无限做大对东晋的负面影响，他将此地分割成了十个州郡，州郡之间虽然同属于荆州却又相互限制与制衡。
刘宋建立初期，门阀世家的力量相对庞大，刘姓皇族的力量还没有成长起来，所以对于荆州的分割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对于分割后的荆州诸郡，刘裕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进行规划。
比如，对于荆州之地官吏的人员进行了分层次的人数显著，士兵的数量也进行了相应的裁撤，荆州之地的军事力量得到控制便可以稳定当地的武装力量，进一步降低对朝廷中央的军事威胁。
刘裕对荆州的分割政策后期也得到了宋孝武帝的延续，他为了限制藩王在各地的权力，对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进行大面积的分割，既减弱了地方力量对朝廷的威胁，又便向加强了中央在地方的上控制力和影响力。
不难发现，刘裕执政时期乃至整个刘宋年间，刘氏皇族对荆州之地看得非常重要，不仅刘裕自己分割荆州、制定宗王出镇的政策，其后代子孙宋孝武帝也多次讨伐荆州，实施各种各样的手段加强对荆州的控制权。
可惜的是，无论是宗王出镇还是分割荆州都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一味地延续这样的手段不仅不会使得王朝长治久安，反而还会带来更大的隐患，这也是刘宋末期频频出现混乱却无一人出面相救援的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