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时期朝廷出现吏治腐败，三冗问题非常严重，使宋朝的综合国力不断下滑，各种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丛生。同时宋朝又面临着辽国和西夏带来的外部压力，朝廷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为此赵祯接受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的建议，开始了庆历新政。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新政改革宋朝弊政，处理三冗等老大难问题，让国家摆脱当前的不利局面。但因为朝廷保守派势力的阻扰，这场改革以失败而高总，成为赵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包拯以一己之力为宋朝撑起了一片清明的天空。
包拯在历史上以清廉公正而著名，受到民间百姓的广泛推崇，被誉为包青天。他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远远流传，尤其是在明清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以《包公案》和《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故事相继问世，并被改编成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力。于是包拯成为中国清官的代表人物，也称为中国老百姓评判官员清廉的重要标准之一。而这一切的出现，都是源于包拯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独自支撑宋朝吏治大局，与腐败的保守势力和王公大臣斗争的故事。
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包拯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的故事，这段故事也被作为《包公案》中包拯弹劾太师庞吉段落的原型，成为小说中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在很多历史著作中，学者们评判这段公案，都是在夸耀包拯不畏权贵的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此时包拯已经开始作为朝廷在吏治方面的擎天之柱，支撑起了与腐败的保守势力斗争的大局。从此案开始，包拯连续不断的弹劾保守势力中的各派大员。除了张尧佐这位皇亲国戚外，还有宰相宋庠、知制诰李淑、宦官阎士良、李太后侄子李昭亮等人纷纷落马，以“包弹”之名震慑魑魅魍魉。
从各种史料文献来看，包公的这一系列弹劾，不仅仅是针对这些贪腐的皇亲国戚和王公大臣，而是在阻挡保守势力垄断朝廷政治的道路。可以说包拯的存在，成为庆历新政后朝廷中保守势力面临的唯一绊脚石，他的弹劾冲破朝廷腐败的阴霾，为清明吏治留下了一丝灿烂的阳光。
庆历新政后范仲淹等庆历新党的成员纷纷被贬官，然后外放出东京汴梁城，朝廷成为了腐败的保守势力的天下。以文彦博、宋庠等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官员纷纷上台，朝廷吏治再度黑暗下来，北宋重新回到了衰败的下降通道。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量支持改革的官员被贬值，没有哪位官员再敢提到变法改革。
从各种历史文献看，庆历新政的核心是吏治，而这正是范仲淹等人与保守派势力最大的冲突点。范仲淹等人积极要求改革吏治，清除朝廷中的蛀虫和腐败，这便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在反对改革的大臣中，一大半的家族利益与吏治息息相关。这些家族的子弟得到了朝廷的萌荫，可以不经科举和考核就能做上大官，通过掌控权力和腐败攫取国家利益，成为朝廷的蛀虫。他们的存在不但导致了朝廷难以解决“三冗”问题，各种弊政频出，而且使得社会矛盾丛生，百姓生活日渐困苦，国力也陷入了不断衰退的通道。
庆历新政后范仲淹等人被贬外放，新政建立的吏治选材制度被终止，保守势力重新掌握了朝廷的大权。于是北宋的各路王公贵族子弟卷土重来，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各种腐败的弊政重新出现。而包拯对这些腐败官员的弹劾就是在这时期发生的，也对保守势力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虽然他的个人能力不足以推翻整个腐败的保守势力集团，但却阻断了保守势力垄断朝廷政治的机会，为宋仁宗赵祯调整朝廷政治格局创造了空间。而在这期间被包拯弹劾落马的王公贵族和皇亲国戚，无一不是与保守势力的利益链息息相关的。
包拯弹劾张尧佐的案子是这段时期最为著名的，但实际上张尧佐并没有切实违反朝廷法度的行为。张尧佐虽然是张贵妃的伯父，但他在为官过程中还是颇有政绩的，并不是昏官庸官。宋仁宗重用张尧佐，一部分是因为他的政绩，另一个是因为他是张贵妃的伯父。赵祯与张贵妃相爱，自然对他的亲属多加重用，这本来并没有什么大错。而张尧佐也不是庸官昏官，反而政绩卓著，从道理上讲是可以用的。包拯弹劾张尧佐的理由很牵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疑罪从有。他强行把任用关联到张贵妃的身上，对赵祯进行了道德绑架。
用现在的手段来说，这种办法是不太光明的，不像是一个清官该干的事情。但是张尧佐的存在，却对保守势力息息相关的。为了打击保守势力，阻止其垄断朝廷政治，包拯弹劾张尧佐就是必须的操作。这是在政治斗争层面具有必要性的恶，并不能以简单的善恶罪责来评论。
当时张尧佐和宰相文彦博过从甚密，交往上非常频繁。文彦博通过张尧佐搭上了张贵妃的线，将手伸进了宋仁宗的后宫之中。据说文彦博还透过张尧佐向张贵妃赠送蜀锦，双方交往非常密切。这样的情况不仅加深了文彦博在朝廷的地位，而且使其能够在政事堂中搞出一言堂的政治格局。
张尧佐虽然无罪，却是文彦博关联后宫的必要人物。只要他还在朝廷一天，以文彦博为首的保守派就能垄断朝廷的政治。文彦博作为宰相要被掀翻很难，但张尧佐作为三司使就很容易了。赵祯破格提拔张尧佐本就不太符合程序，再加上有张贵妃的原因存在，这就给了包拯道德绑架的机会。打掉了张尧佐，就相当于断掉文彦博和保守势力的一条臂膀，这对于他们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而张尧佐被打掉后，包拯的副手唐介甚至越权弹劾文彦博。他戳穿了文彦博勾连后宫的行为，让其颜面扫地，最终不得不被罢相降职。
文彦博被罢相后，包拯又将目标对准的他的搭档，政事堂的另一位宰相宋庠。宋庠在北宋可谓是大名鼎鼎，就科举方面而言，名声还超过了欧阳修和苏轼。他是北宋少有的三元及第的状元，与他的弟弟宋祁并称为“二宋”，名声非常的大。但是他在当官的使其政绩寥寥，可以说是毫无建树，受到了很多士大夫的非议。但作为以文化名声出众的官员，又是保守势力的头目，所以官运亨通，顺利地就坐到了宰相的位置上。从各种史料上看，宋庠就是个得过且过的昏官。除了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外，在政治上并没有为百姓干过实事。
他喜欢任人唯亲，提拔关系密切的人和他们的子弟。可以说当时北宋朝廷的大多数官员都是通过这样的关系上位的，因此也造成了极大的腐败。宋庠的子侄们仗着家族的势力胡作非为，宋庠利用权力包庇纵容，形成了极坏的影响。而下面的官员不敢得罪宋庠，对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不少受害的百姓求告无门。包拯拿下文彦博后，便把矛头对准了宋庠。当时东京汴梁城发生了一个伪造诰赦的案件，这个案子便牵扯到了宋庠的弟弟宋祁的儿子。包拯利用这个机会弹劾宋庠，最终将其拉下了相位。
诰赦是朝廷发给官员的凭证，凭着这个证件就可以补上相应的官位。伪造诰赦实际上相当于伪造官员凭证，这在任何朝代都是重大的罪责。开封府查到伪造诰赦的主谋叫做张彦方，他的后台便是张贵妃的母亲越国夫人。当时掌管开封府的刘沆是个滑头，在这个事情上不敢得罪张贵妃，所以便把问题丢给了朝廷的政事堂。当时政事堂是由文彦博和宋庠掌管的，他们都不想得罪人，于是打着大事化小的主意。但是追查这个案子的员外郎杜枢比较较真，非得把这个事情掰扯清楚，所以让一帮权贵非常被动。
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这帮权贵给杜枢安插了一个罪名，将其贬到衡州去了。接替杜枢的是谏官陈旭，正好是包拯的属下。陈旭继续在事情上较真，让保守派下不来台，迁延数月无法定案。唐介逼得文彦博罢相后，包拯正式以此案拿宋庠开刀。当时宋庠的弟弟宋祁的儿子与张彦方来往甚密，宋庠却在这个事情上装糊涂。宋庠还给刘沆出了个舍车保帅的主意，让他尽快判张彦方死刑，力求能够杀人灭口。包拯在朝会上公然向宋庠开炮，逼得宋庠上表辞职。但朝会结束后宋庠并没有回家，而是继续处理公务，还抽空去见了宋仁宗。
他见赵祯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力求赵祯挽留，这样就不用下台了。可这件事被包拯查出来了，于是包拯不依不饶，继续在朝会上开炮。他大骂宋庠当了七年宰相毫无建树，是个窃据高位吃白食的。很多保守派的人帮宋庠说情，包拯据理力争，迫使赵祯将宋庠贬官外放。
当时包拯官位比宋庠低得多，职务是天章阁待制，官衔是兵部员外郎兼知谏院。从官职上看包拯至少比宋庠低两级，甚至是三级。但是他不畏权贵，在朝会上公然弹劾宰相，显露出他正直的精神。在满朝文武都在向保守势力低头的背景下，包拯堪称挽救北宋吏治的擎天之柱。
连续拿下两位宰相后包拯气势大增，然后继续弹劾保守派中各方贪腐官员，在开封城中留下了“阎罗老包”和“包弹”的名声。至此保守势力意图垄断朝廷政治的目的破产，包拯成为他们面前最大的拦路虎。然后宋仁宗赵祯将庆历新政的旧臣纷纷回调，朝廷中重新恢复了新旧两派政治势力互相制衡的格局。至此庆历新政后，宋朝政治腐败加重的趋势被遏制住了，包拯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即将被败坏的朝廷大局。然而宋仁宗却再也鼓不起勇气进行改革，只能勉强维持均势，使得北宋朝廷根深蒂固的弊政难以被彻底解决。
在宋仁宗时代的朝堂中，真正为国为民的官员是少之又少的，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派系和政治利益。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人都是政治投机客，在各种派系之间不断摇摆。除了范仲淹之外，只有包拯是一心为民的政治大臣。而这种大臣太少了，使得朝廷中各派系争权夺利，让北宋弊政丛生，贪腐横行。虽然宋仁宗一度有革除弊政的心愿，但性格上的软弱使他难以顶住压力强势推行，最终使庆历新政无疾而终。包拯虽然厉害，但也只是孤军奋战，挡得住一时，却改变不了大局，因此宋朝衰落的预期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