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期熙宁变法政策不但遭到了保守派大臣的阻止，在变法派内部也曾因为对各种新法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争执。这种争执在对新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新法的推进产生了阻碍作中。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推出中枢后，这种争执有了扩大化的迹象，甚至出现了新党内部互相弹劾攻击现象。当时的三司使沈括被同为变法派大臣的蔡确弹劾的案子便是典型，也说明了在新党内部存在的复杂矛盾状态。本章节便以这个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和说明，解读这个案子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看看新党内部政治斗争的另一面。
在熙宁九年的政治斗争中，吕惠卿和王安石先后罢相离开了朝廷中枢，新法的推广面临新的危机。缺少了两位新党的领袖人物后，新党内部出现了分裂的迹象，对于新法继续推广的路线也产生了争执。同时宋神宗任命保守派大臣吴充接替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使得新党内部产生了不小的波澜。作为新党骨干的沈括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朝廷中枢中新党重要的支柱之一。当时他的官职是三司使，这个官职在朝廷中非常重要，是主管财务的最高官员，地位等同于副宰相，被民间称之为“计相”。
按照宋朝原本的制度规定，宰相是不能直接过问财务的，三司使主管盐铁、度支和户部，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是宋朝初年的时候，赵匡胤和赵光义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而进行的布置。王安石变法时认为宰相不过问财务，这是国家行政效率低下，产生冗费等财务危机的原因之一，所以宰相又重新获得了过问财务的权力。沈括因为政绩出色，又是技术官员出身，于是受到王安石的器重，成为了变法后的三司使。可王安石罢相后，沈括却有些尴尬了。他不得不向出身于旧党的宰相吴充汇报工作，而内容却是与新法有关。
在汇报工作的时候吴充问起了免役法，并咨询沈括的意见。沈括建议减免穷人上交的役钱，并提出将免役法和差役法结合，进行“差雇并行”的变法思路。吴充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上书给了宋神宗。事情传出后引发了新党内部的不满，于是侍御史蔡确上书弹劾沈括。他认为沈括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依附新的宰相吴充，并且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而且与之前王安石在任时的意见不一。然后沈括被罢免三司使和翰林学士的官职，降为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外放知宣州。此后蔡确继续对沈括穷追猛打，多次组织宋神宗重新启用沈括。
这个案子出现在宋朝朝廷人事变法的重要时刻，又是新党前途面临转折之时，对朝廷政策的走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派系划分来看，沈括和蔡确都是新党的人，而且沈括官职在蔡确之上，他们本来是应该团结一心，共同推广新法，阻止旧党势力卷土重来的战友。可是在这关键时期，两人却发生了内讧，甚至闹到了弹劾的地步，让人感到疑惑不解。而此时正好发生在旧党大臣吴充拜相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纷纷准备起复的重要时刻，这影响就更加巨大了。两人此时的内讧，极有可能让旧党夺取渔翁之利，重新对新法发起攻击。
对于两人内讧的原因，史书上语焉不详，大多是引用蔡确弹劾的说法。从弹劾的内容来看，似乎是认为沈括背叛了新党，提出的意见与王安石在任时不一致。也有人认为沈括就是借机投靠吴充，以换取政治利益。可是仔细分析，这种说法未免把沈括想得太单纯了。沈括是官宦世家出身，对于政治斗争是非常熟悉的。他能从基层的技术官员，做到三司使之高位，绝不可能是政治小白。在当时党争的严酷环境下，对刚刚上台的保守派宰相表示投靠，这简直与找死没什么区别。要知道当时朝中遍布变法派的势力，他的任何举动都会让他成为众矢之的。
不要认为吴充会力保沈括，这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吴充一上台就连续写信与司马光商量，一方面是谋划废除新法，一方面是力图将司马光等人召回中枢。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吴充牺牲沈括来换取司马光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只有司马光这样的旧党领袖回到中枢，才能够团结旧党，完成废除新法，恢复旧法的任务。沈括不可能看不出这种形势，此时投靠吴充只能成为党争的炮灰。实际上蔡确弹劾沈括时吴充也没有帮着说话，沈括很快就获罪被贬了。所以说单纯地认为沈括是为了投靠吴充，这是非常自以为是的看法。
当时新党虽然失去了宰相的位置，但却依旧是朝中势力最大的派系。皇帝对于新法的推行依然很支持，而且已经在筹备着第二阶段的元丰改制了。在此情况下，沈括主动投靠吴充，除非脑子出了问题。从沈括提出的免役法修改方案来看，这也没有违背王安石的变法基调。王安石把旧有的差役法变革为免役法，让老百姓可以出钱替代徭役。这既有利于朝廷创收，也有利于徭役执行，还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一举三得。沈括请求降低免役钱，让老百姓可以自由选择雇佣还是亲自服徭役，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并不违背新法思路。
蔡确的弹劾虽然给出了三个罪名，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对于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候的态度意见不一的问题，完全是在生拉硬拽。最初设定免役法的时候，并不能知晓执行情况，而沈括是在得到了执行情况后的调整修改，并无问题。况且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后新党内部面临分裂的窘境，哪有心思调整修改新法。关于越权的罪名也不成立，蔡确完全是在扣帽子。免役法虽然是司农寺管的，但免役钱最终还是交到三司使。三司使虽然不是直管单位，却也是有建议权的。况且就算收的钱少了，吃亏的也是三司使，蔡确有什么资格倒打一耙？
依附吴充的说法完全是在栽赃，这种手段是典型的党争抹黑。蔡确把对付保守派旧党的卑劣手段，用到了自己人身上，实在是可恶。三司使向宰相汇报，是王安石改革的一部分。从公务流程上看，沈括向吴充提出建议，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能因为吴充是保守派宰相，就否定朝廷的程序。
比较奇葩的是，蔡确这种毫无根据的弹劾居然被宋神宗允许了。不久之后沈括便被罢免官职外放，还遭到蔡确连续不断地攻击。宋神宗虽然一度要重新召回沈括，都被蔡确上书阻止。而宋神宗也没有坚持，直到沈括满足被贬一年的期限后，他才将其召回复职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
整个事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不是简单的沈括为官过失问题，而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蔡确弹劾沈括并非为了免役钱那点小事，而是为了阻止旧党起复。从行为上看，沈括和王安石比较相似，没有很深的党争意识，是比较实心任事的官员。而蔡确就是典型的支持党争的官员了，为了党派斗争胜利不择手段的。吴充上位后让旧党看到了起复的希望，司马光等人在下面频繁交流谋划。在此时刻如果吴充用沈括的改版免役法赢得了宋神宗的支持，坐稳了宰相的位置，那对于新党重新占据相位是非常不利的。
凡事有一就有二，如果沈括借吴充的路子上位了，那对新党来说是个错误的开头。这样一来新党中的温和派也会沿着这个路子走，新党将会面临彻底分裂的局面。作为激进派的蔡确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他弹劾沈括就是杀鸡吓猴，阻吓新党温和派们向旧党靠拢的路。
对于宋神宗来说，他也不希望吴充借机把旧党召回中枢来。他当时正在谋划元丰改制的事情，该官制是变革的 重中之重。如果司马光、冯京等人回来搅和，改制的事情干不下去了，他就有些坐蜡了。他虽然知道沈括是无罪的，但也选择配合蔡确打压旧党，为接下来的元丰改制作准备。
从宋神宗贬谪沈括的态度来看，他已经接受了吕惠卿用党争为变法扫清道路的理念。纵容新党官员用党争的方式压制旧党，为元丰改制打开缺口，这是典型的党争套路。这种斗争方式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朝廷执政的范围，而是走向了阴谋手段的一面。虽然这种激进的方式很管用，但却也将斗争白热化，也留下了很大的隐患。当宋神宗去世时，旧党必然会将一切旧账都算到新党身上，这会使得党争完全无法控制。实际上后来司马光回朝后发动的元祐更化，就超出了废除新法的范围，进入了报复性打压新党的斗争阶段。
蔡确的手段虽然暂时地阻止了旧党起复，但也在新党内部留下伤痕。他自己因此成为旧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宋神宗一死就成了司马光报复的首要目标。新党内部比较温和的派系也向激进派远离，这让新党的势力出现萎缩迹象。这种党同伐异的手段使得朝廷人人自危，为党争的长期化奠定了基础。此后宋朝朝廷各种党争案件频发，所有政见不一都走向了党争的层面，让宋朝内耗非常严重。可以说蔡确带了一个坏头，从这个坏头开始，宋朝政治生态开始走上邪路，最终国家也在内耗和急功近利中走向灭国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