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变法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引得朝野震动，遭到了朝廷上下各级官员的普遍反对。于是王安石收到整个文官集团的攻讦，拉开了北宋新旧党争的序幕。在反对变法的文武大臣中，表现最为激烈的是司马光和韩琦两位重臣。他们带领群臣和王安石公开辩论，要求他废除新法。而王安石的意志非常坚定，逐条批驳了对方的言论，双方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对于他们的矛盾冲突点，后世的历史学者们争论不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本章节就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与司马光、韩琦的保守派官员的政见矛盾，进行一下初步的解析。
王安石推行熙宁新法，其主要的理念是“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这个理念贯穿了这次变法改革的始终。王安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富国强兵，解决宋朝面临的国势日衰的问题。从理念上来看是很好的，道德上也是占据制高点的，但却遭到了朝廷官员的普遍反对，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解。很多历史教科书的评价只有一句，说这次改革侵犯了保守势力的利益。但书中并没有解释，王安石是如何侵犯保守势力利益的，保守势力又吃了什么亏？而这两个问题，才是司马光、韩琦等保守势力官员拼死都要将王安石拉下马的关键所在。
很多的书中提到了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恶果，认为这次变法是恶法弊政，所以才遭到了司马光和韩琦等重臣的强烈反对。可是仔细地从变法的过程看，这种说法完全是断章取义和避重就轻的，也是在对司马光、韩琦等人的曲笔回护。王安石变法的确有很多不妥的地方，也对老百姓产生了一些危害。但这些危害从根本上看，与变法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社会和朝廷腐败导致的。比如变法中的青苗法本是对老百姓很有用的条例，也是帮老百姓度过难关的法律。但最终却在社会和朝廷的腐败下，变成了危害百姓的恶法弊政。
青苗法也叫“常平新法”，是起源于唐朝常平仓旧法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有常平仓制度，国家在各地设常平仓、广惠仓等储存粮食，用来在各种自然灾害引发饥荒时用于赈灾。到了唐朝后期，为了平抑市面上的粮食价格，也为了给皇帝挣钱，常平仓的粮食可以在市面上流通。当粮食丰产导致谷贱伤农时，常平仓大量收购粮食。当粮食减产导致城市里粮价飞腾时，常平仓售粮以平抑粮价。这个制度本是很好的，但到了宋朝的时候已经走形了，成了官员们中饱私囊的制度。于是王安石提出对这个制度进行改革，这便是青苗法。
古代农业是靠天吃饭，所以老百姓常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向大户和高利贷者借贷度过饥荒。这些借贷的利息很高，让老百姓陷入债务陷阱之中，使他们受到极大的损害。王安石改革常平仓旧法，让官府组织利用常平仓和广惠仓的粮食低息放贷。这既能帮助老百姓度过难关，也能让朝廷财政有所收益，算是双赢的善政。可因为社会和朝廷的腐败，使得执行这个制度的官员利用其中的漏洞欺压百姓，让这个善政变成了恶法。而反对变法的领头者司马光、韩琦等人便裹挟了这股民意，向王安石发起政治攻势。
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青苗法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官员腐败身上。比如有的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强行升高青苗法借贷的利息。也有的官员用权力强迫百姓借贷，搞得百姓苦不堪言。甚至有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拖延放贷的时间，而让老百姓承担更多的利息，老百姓深受其苦。而这些官员甚至官商勾结，将手伸进青苗法的利息中，各种贪污腐败横行。由于强行摊派的现象严重，官府又利用权力威逼压榨，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但从根本上看，这些危害并不是新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宋朝建国百余年来吏治败坏导致。
青苗法还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宋朝经济结构的不统一，造成了执行的困难。宋朝北方以土地经济为主，老百姓绝大多数是靠天吃饭。而南方则已经有了繁荣的商品经济，民间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非常发达。青苗法的一刀切，在南北差异的面前出现了水土不服。北方由于是土地经济，大量的粮食掌控在大地主手中，常平仓和广惠仓的能力非常有限，这给青苗法的推行造成了阻碍。南方经济活动发达，粮食产量也远超于北方，所以常平仓和广惠仓有充足的余粮进行青苗法放贷。这样的差别，也使得青苗法在南北方推广产生差异和问题。
实事求是地来讲，这些问题并非是不能解决的。如果能够通过调整青苗法的执行细节，加强监督反腐，是能够使青苗法成为真正的善政，让老百姓和朝廷获得双赢得实惠。但是在青苗法的推进过程中，保守势力的官员从中作梗，让这个善政走向了恶法的一面。从各种史料来分析，司马光和韩琦在其中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在整个新法的推行过程中，这两位宋朝名臣，也是朝廷重臣，并没有起到忠君爱国的作用，反而做出了大奸大恶的行为。他们为了推翻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而不择手段，不惜残害百姓，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司马光作为当时朝廷的御史中丞，对新法在推广过程中的问题负有重大责任。御史中丞是宋朝台谏体系的领头人，有着监督百官和对国家政策查漏补缺的责任。而司马光在新法推广过程中，完全是处于渎职的状态。他不但没有积极配合王安石处理新法的弊端和不足，也没有加强监督官员，处理新法在推广过程中产生的腐败问题。他组织了大量台谏官员弹劾王安石，发起政治斗争，让整个台谏体系处于瘫痪状态，使新法推广时贪腐横行，给老百姓造成极大的灾难。正是由于他的纵容，才使地方官员肆无忌惮地利用新法漏洞残害百姓。
韩琦是三朝老臣，当时十几年的宰相，在宋朝的政治体系中拥有极高的影响力。他虽然在宋神宗即位后远离了朝廷中枢，但在地方上依旧有着说一不二的话语权。由于北方土地资源兼并严重，大量的粮食和财富积极在各大家族手中，使得地方官府在推广新法时拿不出更多的资源。作为国家的柱石老臣，韩琦本应表现出公忠体国的一面，为富国强兵尽一份力。可是他作为北方有数的大地主家族，领头反对地方的改革措施，在经济上挤兑改革，挑拨其民怨沸腾的舆情，以此来裹挟民众攻击变法，企图逼迫王安石下野。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人的起头，士大夫阶层的官僚们才敢于正面与王安石做对，阳奉阴违的破坏变法。即便是宋神宗出面力挺王安石，也压不住这些自私自利的官僚们，甚至使得政治斗争有了失控的风险。可以说从整个变法的过程看，司马光和韩琦作为保守势力的首领，不但没有做出忠于国家和朝廷的行为，而且是大奸大恶自私自利。从历史上的记载来分析，他们之所以敢于如此强硬与皇帝和宰相硬顶，其根本依托便是宋朝强大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维护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也是他们自己家族的利益。
实际上从整个变法过程中司马光和韩琦的行为来看，也体现出他们道貌岸然下藏着的虚伪面目。司马光和韩琦反对变法，表面上的理由是新法与民争利，侵夺官员权利。只从这两个理由看，可以以说明他们的虚伪。他们认为新法与民争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新法的确是在与士大夫阶层争利。由于宋朝土地兼并严重，尤其是全靠土地农业经济的北方，土地兼并尤其严重。大量的老百姓为了生存只能依附于拥有土地的大地主，于是这样的大地主成为了地方上说一不二的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着很大的话语权。
王安石推行的熙宁新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士大夫阶层对地方的统治，让他们盘剥百姓的手段受到很大的遏制。以青苗法为例，在青苗法实施前，地方百姓只能以高利贷的方式向大户人家借贷。经过多次借贷盘剥后，百姓不得不出卖祖产还债，这就造成了大量的土地兼并和流民。而青苗法则要求官府低息用常平仓和广惠仓的粮食向百姓借贷，同时由当地的大户做担保。如此一来，大户就不乐意了，他们不但赚不到高利贷的钱，反而要负责帮借贷的百姓想办法还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地方的大地主们自然强烈反对。
通过这样的方式削弱的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后，朝廷能够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百姓能够缓解生存压力，这对于国家是双赢的。而士大夫们对地方的掌控也会松懈掉，这更加有利于国家大政方针在地方的实施，也有效减少了文官集团对国家和朝廷权利的把持。新法正是符合王安石“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的理念，对国家和朝廷是很大的益处。所以这种新法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士大夫阶层争利。司马光和韩琦的理由不过是裹挟百姓，以此来粉饰自己得利的合法性。实际上他们这些大地主家族得利，根本上讲就是宋朝政策性腐败造成的结果。
关于新法侵夺官员权利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了。国家的权力是公器，不是哪个人私家的东西。国家给官员授权管理地方和朝廷事务，自然有收回权力的手段。司马光和韩琦的这种论调，典型的把公权当私权来用，简直就是公私不分，道德败坏了。一旦公权满足不了官员的贪欲时，这些官僚虚伪的面目就被扯下来了，贪心不足蛇吞象的嘴脸暴露无遗。由此可见，韩琦作为北方有数的大地主家族，其庞大的家产来历是如何的？他把持宰相之位十余年，通过腐败政策给家族捞取的“合法利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
综上所述，韩琦和司马光等人反对新法并非为了国家和百姓，而是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破坏新法，其根本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被新法所削弱。其实另一位保守派领袖文彦博说得最直白，他在回答宋神宗的提问时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这句话完整的诠释了这些士大夫官僚贪婪成性的嘴脸。在他们眼里，百姓就是被盘剥的牲口，根本不用管其死活的。从这个方面看，文彦博好歹是真小人，而司马光和韩琦是典型的伪君子。面对这样满朝的伪君子和真小人，王安石变法不能成功，也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