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对唐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作为安史之乱的发起者，安禄山是历朝历代学者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对象。按照史书记载，在开元年间安禄山就因兵败获罪，被上司张守珪上书朝廷请求斩首。当时的宰相张九龄曾经在长安接见过安禄山，他认为此人是奸诈之徒且野心勃勃，断定他日后必会造反作乱。于是张九龄上书唐玄宗李隆基，请求处死安禄山，以绝后患。然而李隆基却没有接纳这个建议，反而下诏赦免了安禄山的罪行，这便为后来的安史之乱留下大患。
对于这段历史研究的人很多，他们认为李隆基赦免安禄山是昏聩无能的做法，所以安史之乱是李隆基自作自受的结果。客观来看，这种说法是非常偏颇的，李隆基赦免安禄山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通过分析开元年间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到张九龄和李隆基在处理安禄山上的不同意见，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在安禄山身上，而是在于太子李瑛的废立问题。安禄山是两人争夺朝廷话语权的筹码，与后来安禄山叛乱只是历史的巧合。实际上两人都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怎么可能提前预测到安史之乱的发生？
安禄山是突厥人和粟特人的混血儿，母亲是突厥的巫师，靠着占卜为生。他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了右羽林大将军安波注之兄安延偃，因此改为安姓，与安家的子弟一起长大。长大后安禄山逃离了突厥族，投入幽州都督张守珪麾下，并成为其义子。当时唐朝边患颇多，安禄山在张守珪麾下作战颇有战功，便被任命为平卢将军。有一次安禄山征讨契丹族失利，张守珪大怒，便上书朝廷要斩首安禄山，于是引发了张九龄和李隆基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争论的结果自然是皇帝获胜，李隆基赦免安禄山的罪状，但这与安禄山在未来的叛乱并无太大的关系。
史书上说张九龄有识人之明，第一次见到安禄山就知道他日后要造反，所以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种说法明显是牵强附会，是史书中常见的以结果推论原因的手法。安禄山拜会张九龄时，他只是幽州军的中层军官，能够拜会当朝宰相，实际上是奉幽州都督张守珪之命。
张守珪是盛唐开元时代数一数二的名将，他多次击败吐蕃军队的入侵，后来又平定契丹乱局，受到李隆基的嘉奖。李隆基亲自赋诗推崇他，将他封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并赐予金银彩绸等奖赏。他的两个儿子因此授予官职，并在幽州为张守珪立碑记功。
由于张守珪平定契丹的大功，李隆基一度想让他入阁拜相，但遭到张九龄的强烈反对。张九龄的理由是，“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李隆基不甘心，又提出“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张九龄还是不同意，“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李隆基说不通张九龄，张守珪拜相的事情只能搁置下来。从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出，张九龄阻止张守珪拜相，显然两人不是政治盟友关系。张九龄的理由虽然很充分，但站在李隆基的角度肯定是有所怨气的。
当时正是开元年间鼎盛之时，李隆基已经产生了骄奢淫逸的情绪，所以在朝廷大事上常常刚愎自用。尤其是他提拔了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上位后对张九龄各种造谣诽谤，使得李隆基对张九龄的信任度降低。于是李隆基和张九龄在政治意见上多次发生争论，关系逐渐变得恶劣。
同时李隆基又宠爱武惠妃，对其言听计从。这使得武惠妃野心勃勃地想要扶持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便派人联系张九龄，想要谋求废除太子李瑛。张九龄是李瑛的坚定支持者，不但叱退了武惠妃的使者，还在朝中上书劝谏李隆基。这使得李隆基废太子的想法破灭，也产生了将张九龄罢相的意图。
于是围绕太子李瑛的事情，朝廷中出现了两个派系。一方面是以张九龄为首的老臣，这是拥立李瑛为太子的。另一方是以李林甫为首的新贵，他们联合武惠妃，谋求废除太子。此时武惠妃女婿杨洄出了个主意，让武惠妃毁谤李瑛，说李瑛在朝中结党，而张九龄等人都是太子党，这就让李隆基坐不住了。
张守珪以兵败罪名将安禄山送到朝中之时，正是双方争执斗争激烈的时候。张九龄同意张守珪处斩安禄山的意见，是有意地拉拢边将，稳定朝纲，维护现有的朝廷体制和格局。而李隆基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希望通过赦免安禄山的罪名，让军方和边将们不要支持宰相。
这种对立本质上是因太子李瑛而起，实际上是李隆基猜忌张九龄掌握的宰相大权，想要乘机扩大皇权所致。是否处斩安禄山，这本身是不需要通过皇帝的，内阁就有权处置。李隆基故意插手此事，明显是要打压张九龄，顺便打压所谓的太子党，彰显自己皇权的威严。两人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暗中的目标对准的朝廷的军队和驻扎在外的边将。因此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安禄山兵败于契丹的罪名，而是关于争夺朝廷话语权的问题。从唐玄宗时代的朝廷变化来看，这个问题长期存在，只是在张九龄的时候变得更加严重。
开元初年，李隆基任用姚崇和宋璟为宰相，改革武则天时代的弊政，强化的皇权，也成就了开元盛世。但姚崇和宋璟建立起来的朝廷体制格局，却对李隆基个人进行了很大的限制。这一方面是以宰相主政为主的决策模式，扩大的了相权。另一方面李隆基的个人私欲很强，皇权却被朝廷体制所限制，没法为所欲为。后来的宰相张说、张九龄等人都是这个体制的维护者，所以常常有触怒李隆基的事情发生。李隆基虽然更换多次宰相，但这个体制仍旧存在。而太子李瑛便是在这个体制下诞生的，所以也成为张九龄等人维护的重要目标。
因此在是否废太子的问题上，核心是围绕着朝廷体制展开的，也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在皇权孤立的时候，李隆基愿意提拔相权，以收回朝廷大权，加强皇权的力量。可天下承平以后，李隆基就不希望相权太大，影响他的皇帝权威。所以在是否维护旧体制上，皇帝和宰相有着不同意见。张九龄是维护旧体制的最后一任宰相，自然在处置安禄山的问题上以宰相意见为主。安禄山被赦免，也代表着皇权在斗争中的胜利，张九龄罢相进入倒计时。只要张九龄离开相位，李隆基便不再受到监督和限制，皇权的力量彻底压过相权。
因此这件事后不久，李隆基将张九龄罢相，改任尚书右丞，李林甫正式成为唐朝首相。然后安禄山积极与李林甫勾搭，很快在边将集团中崛起，成为了唐朝军队中炙手可热的将领。李林甫上位后彻底破坏了姚崇和宋璟留下的制度，李隆基的皇权失去监督，唐朝衰弱的危机和隐患出现了。
接着在武惠妃的构陷下，太子李瑛和两个兄弟被以谋反罪名处死，唐朝政治再次堕入外戚门阀集团主政的下降通道。李隆基赦免安禄山只是为了和张九龄争夺朝政话语权，是破坏朝廷制度的操作，并不是特别看重安禄山。安禄山后来的崛起是因为他积极投靠李林甫和杨国忠，这就不是张九龄能未卜先知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