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是北宋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对宋朝的国运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变法之初，宋神宗安排的掌舵人并不只有王安石，还有另一位宰相陈升之。这位陈升之的地位在王安石之上，是当时的首相，而王安石只是参知政事副宰相。可由于两人对变法的政见出现异议，最终闹得不欢而散。陈升之不顾宋神宗的挽留，称病辞去相位，远离了宋朝的政治核心。从史书上看到这个，不少人都会感到疑惑。王安石和陈升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才会在变法问题上分道扬镳的呢？
陈升之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响亮，最为著名的就是所谓“四相簪花”的故事。在簪花的四位宰相中，名气最大的无疑是王安石。韩琦执掌朝政十多年，也是历史上名气极大的人物。王珪从宋仁宗年间中进士开始，连续度过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直到宋哲宗即位后才去世，妥妥的四朝老臣。与上述三位相比，陈升之的政绩和名声就远远不如了。他是宋仁宗时期的进士，是谏官出身，因受到宋仁宗的重用而在朝中崛起。但因为与宫中宦官走得很近，而受到文官集团的攻讦，多次进入中枢，又多次被贬谪外放。
熙宁变法开始时，王安石与宋神宗赵顼商议变法的方案，他向赵顼推荐陈升之作为朝廷的首相主持变法。于是陈升之被召入朝中做枢密使，兼任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职，后来又在王安石的力保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宋神宗年间韩琦离职后的第一个首相。从这个过程看，王安石和赵顼对陈升之都是无比看重的。尤其是王安石，他甘愿把首相的职位让给陈升之，可见他对其是多么的信任。然而让王安石意想不到的是，变法开始没多久，两人便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问题上产生矛盾，进而使得陈升之称病罢相。
以常人的观点看，陈升之主动称病罢相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宰相是文官们一生最高的追求，陈升之能成为主持变法的首相，其权柄堪比全盛时期的韩琦，这是多少官员们梦寐以求的。而且他得到了皇帝赵顼毫无保留的信任，又有王安石全力支持，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即便他称病之后，赵顼和王安石也多次敦促他回到朝廷，但他却坚决地辞去相位，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此很多人对陈升之与王安石的矛盾感到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他甘愿放弃宰相的权位？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王安石变法的主体思路开始解析。
王安石变法的思路大致有三个方向，分别为富国、强兵和取士。这三个方向中，王安石认为富国是重中之重，尤其是财政改革是解决三冗问题的重点。所以在他的建议下，宋神宗赵顼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用于主导变法的进行。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地位还在中书政事堂之上，统领着朝廷的大小事物，成为了变法初期的强权机构。按照韩琦的说法，王安石在中书省之外又搞了个中书省，这是违背祖制的，所以这个设置受到了朝廷中大部分文官的反对。然而在赵顼的支持下，这个机构设立起来，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管理。
说起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就得说宋朝的朝廷机构设置。与大部分人熟知的三省六部制不同，宋朝在元丰改制之前实行的是两府三司制。两府就是政事堂和枢密院，三司是盐铁司、度支司和户部司。政事堂管理国家大政方针，下面就是大家熟悉的三省六部了，其中政事堂的办公点就设在中书省。枢密院主要是管理军事命令，与禁军三衙分摊军队权力，因此枢密使与政事堂的宰相有着同等的地位。三司就比较奇葩了，这原本是属于户部的职责，主管国家财政。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他们被宋朝皇帝单列出来，不归政事堂管理。
三司的长官叫做三司使，但宋朝在每个皇帝期间三司使设立又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三个官员分管三司，有的时候是一个三司使管理三个单位，每个单位再设专职的副使。三司使和副使都是直接向皇帝负责，不需要向政事堂宰相报告，所以权力很大，民间称之为“计相”。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宋朝的宰相是没有财权的，所有财务事务只能通过皇帝向三司使下达诏令。因此三司使在朝廷的地位和待遇都非常高，站班的时候位比副宰相，各种薪资待遇与正职宰相看齐。宋朝通过这种方式削弱的宰相的权力，避免朝廷中出现一言堂的权臣。
再加上原本在汉唐时宰相过问军队的权力被单列出来形成了枢密院，所以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了。因为这样，宰相缺少了一言而决的权位，所以权臣出现的几率大幅度降低。可这样也造成了财权、事权和军权的三者脱离，而又互相掣肘，使得朝廷在处理国家大事上非常拖拉，效率极低，成本极高。在历史上看到宋朝的各种弱小和腐败，其根源便在于这个削弱宰相的制度。王安石设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便是在两府三司的上面形成一个协调机构，协调和统一朝廷的财权、事权和军权，以达到强化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主要职能来看，还是偏重于经济职能的，政务和军事方面只是作为协调结构。按照最初的设定是陈升之和王安石同领，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这个机构一方面吸收了广大支持变法的人士参与，另一方面又积极邀请朝廷和地方的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及内外官员，以及“诸色人”等陈述意见。王安石还选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和王广廉等八人，到各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以便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
因此掌管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已经非常接近于唐朝时候的宰相大权了，所以受到了朝廷很多重臣的反对。从史书来看，陈升之与王安石在设置这个机构方面闹翻，主要是因为陈升之认为宰相该以“言财利为耻”。这个理由现在看来非常不靠谱，很明显是托词和借口。
财利是国家经济大权的主要体现，也是治国的根本所在。所谓经世济民，就是掌控和发展经济，让国家的财务利益增长，并能够惠及天下百姓。自古以来没有宰相的官职是与财利无关的，而没有财利的宰相向来是寸步难行的，所以财权才被宋朝皇帝单列出来，让三司使管理。
宋朝的商品经济空前发达，江南成为天下财富的中心，东京汴梁城更是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这样的繁荣场景让宋朝及之后的文人士大夫感到自豪，这在很多史书和文人笔记中都能够见到。而且这是文史资料中，从来都没有提到哪位宰相以言利为耻，反而是以国家繁荣自豪。而且宋朝官吏的薪水非常高，冗官造成的大量消耗，使宋朝冗费的弊端日渐加深。如果宋朝真有言利为耻的宰相，那就不会出现冗费的弊端了，更不会出现官员薪水搞得朝廷财政枯竭的现象。所以从宋朝的历史背景看，陈升之的说法完全是不成立的。
从当时宋朝的官场风气和政权架构来看，陈升之选择称病罢相的真正原因，还是怕得罪势力庞大的文官集团。在濮议之争之前宋朝文官集团空前强大，就连曹太后都无法与之抗衡。濮议之争后文官集团分裂，以韩琦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占据朝堂，但司马光等人又得到了被贬斥出京的大部分官员的支持成为新的派系。这两个派系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只是代言的政见不同罢了。他们都是反对改革的，因为改革会触动阶层利益，削弱士大夫对国家的统治，破坏皇室和士大夫阶层之间的潜规则。
两府三司的设置，实际上就是这种潜规则互相妥协的结果。这种结构既能够让皇帝放心，又能够让士大夫阶层雨露均沾，大家都得益。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虽然能够强国，但也让资源高度集中在皇帝之手，加强了中央集权，这是士大夫阶层不愿意看到的。陈升之作为老官僚，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个空前的阻力，所以态度不是非常坚决。尤其是宋神宗和王安石让他领头做首相，这就是把他往风口浪尖上放，他就更加担心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意图是希望利用陈升之的资历，在变法派与保守派发生冲突时，作为缓和矛盾的基础。
然而这对陈升之来讲，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弄不好就要受千夫所指的。之前韩琦在濮议之争中力挺宋英宗，其结果受到天下文人的抨击，被打入了奸臣的行列。陈升之没有韩琦那么硬的骨头，也不敢为了私人利益背世间骂名，自然不想同王安石一起领导变法。尤其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有着夺取保守派霸占的两府三司权力的职能，这就让他更加不敢与保守派斗争了。实际上在宋朝官僚中，像王安石这种为了变法硬刚保守派的文人屈指可数。宋仁宗时期有个范仲淹，宋神宗时期有个王安石，仅此而已了。
陈升之既不敢得罪文官集团，又不敢得罪皇帝，只能找个理由离职，称病便是最常用的手段。但他又是王安石推举为宰相的，必须要对其有所交代，否则便会背上忘恩负义的名声。所以他找了个高大上的理由，说宰相不能言利，而新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又是收天下财权，人为制造与王安石的矛盾。有了这样的矛盾，再加上称病的理由，他便顺利去职罢相，摆脱了变法的漩涡。而他的接任者韩绛实际上又是保守派推举的官僚，根本不支持王安石变法，这就让熙宁变法蒙上了失败的阴影，为新旧两党内斗埋下了隐患。
从根本上看，王安石变法终究还是在士大夫阶层内部想办法，是难以彻底起到根治宋朝弊政的效果。士大夫阶层中像王安石这种为国为民的是凤毛麟角，大多数都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自私自利之徒。让他们牺牲家族利益，为国家做奉献，为百姓服务，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们认为王安石是不通时务的老顽固，实际上只是王安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而已。王安石虽然勉强地打起了改革的大旗，但他与手下的吕惠卿等人却不完全一致，都是打着借机牟利上位的想法，这对变法失败埋下隐患。而大多数掌权的文官，要么支持保守派，要么像陈升之这样当滑头，这种情况下变法的阻力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