麓川之役是明英宗即位初期明朝规模最大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时间长,消耗兵力和资源巨大,对明朝社会的破坏和衰弱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对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评价,不同的历史时期则评价不一。有的人认为是王振为了与文官集团争权,故意扩大的战争的规模,使明朝国力在战争中极具内耗。也有人认为杨士奇等文官集团反对出兵平定麓川叛乱,使得叛乱扩大化,对明朝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从各种历史文献来看,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于是有人提出疑问,在这场持续九年的战争中,王振和杨士奇谁该负主要责任?
总结各种历史文献和文人笔记的资料,可以发现明朝人对麓川之战的评价呈现出两种极端状态。明朝中期的人倾向于宦官专权的结果,因此把王振列为麓川之战无法速胜的罪魁祸首。由于明军在麓川之战中占据上风,思任发父子一败再败后多次请降,王振都坚决不允许其投降,所以认为王振对此负上重要责任。可是在明朝后期,舆论的风向偏转,麓川之战的责任被打到了王振的政敌杨士奇等人头上。很多明朝人认为,杨士奇等人对云南沐家提供的消息偏听偏信,在麓川问题上错误决策,才导致了思任发父子叛乱不可控的结果。
从历史文献来看,对于麓川之战的意见,王振和文官集团是针锋相对的。而杨士奇作为三杨内阁之首,文官集团第一人,必然是站在王振的对立面。王振对于麓川之战的意见非常直接,就是用强大的兵力将这片土地上的叛乱土司征服。其中的对手不但有发起叛乱的云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发、思机发父子,还有周边的其他土司头人。这种考虑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面对叛乱直接动用军事手段,也是古代政治的常态。实际上从朱元璋时代开始,再到朱棣、朱瞻基当皇帝时,对于叛乱也都大多采用军事手段,政治招抚的手段都处于次要地位。
与王振不同,杨士奇等文官领袖是更倾向于政治招抚的。在麓川叛乱发生之初,朝廷就派出多方人马到云南招抚思任发父子,甚至让镇守滇黔的黔国公沐晟承担过这一责任。从这个动向来看,文官集团是非常不愿意在云南打仗的,希望通过招抚的方式平息战乱。可是这种忍让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反而使得思任发父子得寸进尺。思任发不但拒绝了明朝朝廷招抚的条件,而且主动出兵攻打周边降服于明朝的土司,屠杀和掠夺腾冲、南甸、孟养等地,不断的扩大地盘和军力。在这种情况下,明英宗忍无可忍才支持了王振的军事策略。
王振和杨士奇等人在麓川叛乱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意见,表面上看是对叛乱处置的决策问题,实际上是朝廷内部权力争夺的问题。王振提出军事平乱的策略,这不仅仅是迎合了明英宗朱祁镇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从文官集团手里争夺权力。
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文官政治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形成了以三杨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这个集团把持了国家的大部分权力,朝廷上来都是以文官为尊,初步形成了文贵武贱的政治传统。朱瞻基去世后,即位的朱祁镇只有九岁,张太后授权三杨内阁全权处理政务,这使得文官集团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即位之初的朱祁镇拿文官集团没有办法,但几年后逐渐坐稳了皇位,便开始谋划收回皇权的问题。正如张太后用王振来掣肘文官集团一样,朱祁镇也是利用王振从文官集团手中夺权。麓川叛乱的发生,对明朝西南边陲的百姓来说是极大的灾难,对朱祁镇和王振来说却是夺取权力的良机。
在文官集团坚持招抚策略失败的情况下,王振坚持军事平乱,就把朝政的话语权掌握在手中。杨士奇等人在招抚已经失败时,没有理由再阻止王振提出的军事策略,这就给王振夺权带来机会。王振可以通过推荐和任命平叛将领和官员,在朝廷重要职位上安排忠于自己和皇帝的人。
从麓川之战的整个过程看,除了最初任命的黔国公沐晟以外,后来几次出征任命的将领都是战功卓著的。尤其是兵部尚书王骥和定西伯蒋贵在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多次击败思任发父子的军队,收回了被占领的明朝领土。思任发兵败后逃到缅甸避难,明军又逼迫缅甸交出思任发,最终迫使思任发在缅甸自尽。可以说从军事上看,明军对麓川的征讨是成功的。后世对麓川之战的负面评价多来自于战乱造成的内耗和国力衰败,而军事上并没有太多的负面意见。从这点上看,王振提出的军事策略并没有大问题。
反观杨士奇等文官集团提出的招抚策略,从一开始就接连碰壁。在最初让沐晟招抚思任发时,他就多次被对方拒绝,而且人家完全不给他面子。这种情况并不是像他上奏朝廷所说的,通过招抚就可以平乱的情况。杨士奇等人在招抚方面还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就连沐晟第一次带兵征讨时,也派出了刑部主事杨宁劝降招抚,结果仍旧碰了一鼻子灰。从客观的角度看,这种招抚根本没有意义。有句话说得好,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前也别想得到。杨士奇等人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搞什么劝降招抚,完全是政治幼稚病的表现。
可杨士奇是政治白痴么?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完全不会是政治白痴。他从朱棣的中后期开始就是朝廷重臣,受到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任皇帝的重用,是朱瞻基去世时五位托孤大臣之首。他经历的政治斗争比朱祁镇的年龄都长,怎么可能在对麓川的问题上犯幼稚病?实际上在麓川叛乱之初沐晟就提出了十二万大军入滇的计划,却被三杨内阁束之高阁。从这个细节来看,杨士奇不考虑军事解决麓川叛乱问题,并非客观上有什么困难,而是主观上政治利益的衡量。因为出兵云南打仗,与文官集团和他本人的政治利益不符。
明朝的文官集团代表的是士绅集团的利益,也就是天下士大夫的利益。出兵打仗需要由朝廷出资,各种消耗也来自于朝廷,而这根本就会落到全国各地的士大夫身上。对于文官集团而言,云南和贵州都是不毛之地,这里的叛乱不会给士大夫带来什么损害,这里的兴盛也不会为士大夫带来利益。在他们眼里,只要这些地方的叛乱不破坏到自己的地盘,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观念不但在云南和贵州出现,即便是在北方也是如此。当北方瓦剌和鞑靼崛起时,他们也不愿出兵作战,只有等威胁到北京了才仓促应战。
所以在三杨内阁和文官集团眼里,他们没有将云南和贵州当成明朝的土地来治理,而认为是随时可以抛弃的弃子。在这种观念下,他们对云南叛乱的反应是尽人事听天命,能平定最好,平定不了就让他乱下去。到时候吃亏的要么是云南的各族百姓,要么是黔国公沐家,反正跟士大夫集团无关。
从杨士奇个人的角度出发,他所领导的三杨内阁和勋贵集团是有着权力冲突的。以英国公张辅为首的勋贵是支持出兵的,包括在西北和北方边军中领兵的文官都支持出兵。这即是国家形势的需要,政治利益的倾向。因为只有出兵平乱,他们才会在政治上得到话语权,从而在官场更进一步。
正是出于这种政治利益的考量,王振和勋贵们支持出兵,而杨士奇等文官集团表示强烈反对。由于最初朝廷的话语权在三杨内阁手里,所以采取的是以招抚为主的策略。杨士奇明知这个策略不会生效,也坚持如此,本就打算牺牲麓川甚至云南的利益,来保证自己的政治利益。在他心里麓川距离北京千里迢迢,就算全部丢给思任发,对他也没有什么损伤。思任发占据麓川必然引发云南其他土司的内乱,沐家也不得不出兵平乱,这样朝廷就不用浪费资源,也不会承担军事责任。可是他的这种甩锅做法,却助长了思任发等叛乱土司的嚣张气焰。
虽然参与平定麓川叛乱的各方政治势力都有自己的私心,但杨士奇等文官的私心可以说是祸国殃民,所以他在明朝末年反而被社会舆论沦为“文宗罪人”和“国贼”的评价。王振虽然打着争权夺利的私心,但明军在客观上的军事胜利,为云南形势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后来明朝在云南改土归流,设置教化和科举,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中华文明之中,都是基于此展开的。若按照杨士奇等人自私自利的做法,云南永远陷入内乱之中,那将成为明朝西南边陲最大的隐患。他作为朝廷高官远在北京,可西南的老百姓如何生存,他恐怕没有想过。
综上所述,对于麓川之战的扩大化导致明朝国力的衰弱,杨士奇等文官集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反对出兵云南,使思任发在叛乱中占据了先进,也让明朝错过了以最小投入平定叛乱的良机。在兵部尚书王骥带兵平定麓川叛乱时,这些文官又从各方面扯后腿,使得战乱久拖不决,花费了九年时间才勉强平定。
如果文官集团能够团结一心,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平定麓川根本不需要这么久,这场战争对明朝的伤害要小得多。曹刿论战中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说的就是这种自顾自己利益,置国家利益而不顾的政客。从这个角度看,晚明时期三杨内阁被文人骂为“文宗罪人”,并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