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1月版，陈方正著。
一、李约瑟问题的消解
西方科学在它发生根本性革命的前夕，以难得的机缘进入中国并且赢得士大夫和皇帝青睐，由是广为传播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却仍然未能够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滋长，更不用说触发中国科学的真正革命。
这不能不令我们意识到，本书“导论”中讨论过的李约瑟“中国科技长期优胜说”和“科学发展平等观”，都可能有严重缺陷。因为倘若各个文明对于现代科学的贡献都大致同等，或者中国科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的确比西方远为优胜，而现代科学革命出现于西方只不过是在文艺复兴刺激下的短暂现象，那么就绝对无法解释，为何耶稣会教士所传入的西方科学没有触发中国科学更剧烈、更根本的巨变，也就是使得它在17世纪或者至迟18世纪就全面赶上西方科学前缘，并且确实地完全融入世界科学主流。
这是个关键问题，而且李约瑟对其中利害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66年一篇演讲词中详细讨论此问题，并且如上面所提到，强调中国与欧洲的数理天文学早在明末即1644年就完全“融合”。不仅如此，他在该文中还详细讨论了西方与中国各支不同科学之间所谓“超越点”（transcurrent point）与“融合点”（fusion point）的准确时间，并且用图解加以说明。但从上节讨论我们清楚看到，就数理科学和天文学而言，他这说法距离事实是如何之遥远。至于有关其他科学分支的问题则柯亨也已经有详细批判，在此就没有必要重复了。
倘若如此，那我们自然就必须重新检讨“中国科技长期优胜说”到底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了。如本书“导论”所指出，“优胜说”在《大滴定》第六章开头有很严谨的意义：“从公元前1世纪以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将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
它具体所指，最主要的就是，传入西方社会之后对之产生巨大影响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三种培根特别提到过的发明，以及机械计时器即苏颂的水钟，这些是李约瑟在比较中西方文明对“普世科学”（oecumenical science）贡献所绘示意图中所特别标明者。除此之外，它自然还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详细研究、论证过的大量其他发明，包括连弩、船尾舵，马镫、手推独轮车等。
然而，由此进一步论证传统中国在应用技术上有许多方面领先于欧洲（而假如没有忘记像罗马斗兽场、高架引水道和欧洲中古哥特式大教堂那些显著例子的话，我们恐怕也会意识到，这不可能是在所有方面领先）固然很有力，但倘若像上述文章那样，由此而逐渐改变命题重心，以至最后滑动到另外一个位置，即宣称中国科学与技术都比欧洲全面优胜（predominant），那就变为截然不同，也不可能成立的新命题了。
在李约瑟的论证方式中，这是个核心问题，值得详细讨论。而以磁现象作为例子可能是最适当的，因为李约瑟对它极端重视：“可是，要声称中国对这欧洲文艺复兴晚期的现代科学大突破没有贡献是不可能的，因为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及托勒密天文学虽然无可否认是发源于希腊，但它还有第三个重要部分，即有关磁现象的知识，其基础完全是在中国建立的。”
磁石和磁针的性质首先由中国人发现，时间不晚于11世纪末，它为欧洲认识则不早于12世纪末，也就是在中国之后整整一个世纪，这些李约瑟有详细考证，那没有什么争议。但是，他对于这个事实的引申和解释却令人十分吃惊。
他宣称，磁力提供了“超距作用”的例证，而吉尔伯特认为地球可能是一块大磁石的观念，影响开普勒和牛顿，为万有引力观念提供了灵感，因此，“在牛顿的综合中，我们几乎可以说重力是公理性的，它扩展到所有空间，正如磁力可以没有明显的中介而跨过空间发生作用。因此中国古代的超距离作用观念通过吉尔伯特和开普勒成为牛顿（思想）准备工作的极其重要部分”。
这个说法表面上顺理成章，实则充满问题。
首先，如上文所说，虽然开普勒和伽利略的确为磁力的神奇作用吸引，并且猜想这与天体所受引力相关，但牛顿则很清醒地拒绝对万有引力的根源做任何假设或者猜测，因此，磁现象对于17世纪科学革命虽然不无关系，却绝对说不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其次，中国古代虽然知道磁石、磁针有恒定地指南或者指北的性质，却不可能有“超距作用”观念，因为那是和“直接碰撞作用”（action by impact）相对，并且是由后者衍生出来。“直接碰撞作用”观念的基础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即宇宙万物是由极其微细、不可见也不可直接感觉的原子构成的，它们的相互碰撞是一切力和运动的来源。
在17世纪，笛卡儿提出机械世界观，那便是以充斥太空的原子流亦即所谓以太所产生的旋涡之冲击来解释天体之间的吸引力。而磁力则显示，两块磁石之间可以超越空间而发生吸引或者排斥力量，这不是用产生碰撞作用的中间媒介能够解释的，因此称为“超距作用”。
可是，古代中国压根就没有原子论和“直接碰撞作用”的观念，那又怎可能平白无端冒出相反的“超距作用”观念呢？
李约瑟在讨论物理学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将中国古代大量有关日月盈亏、阴阳消长、精气感应、声气相通相应等观念，附和于“超距作用”，但这些循环消长观念基本上是时间现象，并没有空间观念在其中，而他提到的感应、相通观念，或需依赖充斥空间的介质传递，或者属于人事、精神而非自然事物范畴，和“超距作用”根本不相干。因此他也不得不承认：“气在这连续介质中的波动与严格意义的超距离运动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是中国古代思想所从未认真面对的”，但却又仍然坚持“但对中国人来说整个宇宙是如此息息相关，因此他们倘若有理由认为这物质介质在某些特定地方不存在，那么大概也不会坚持其普遍性”。
可是，中国古代思想从未经历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存有不生不灭不动”悖论和原子论派以“大虚空”来破除此悖论的曲折历程（§2.5—6）或者类似争论，因此这奇特假设对中国古人毫无意义，它只不过是将“超距作用”投射到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手段而已。
此外，李约瑟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磁石的了解和应用，但其实，古籍如《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等的有关记载，都仅限于“慈石召铁”“慈石能引铁”“磁石上飞”“以磁石之能连铁也”“司南之杓”“磁石引针”那样极其简短的一言半语，即使偶有论述，也都只是物以相类感应的粗糙观念。即使到了宋代，提到磁石、磁针的文字，大多仍然属于异志、杂志或者技术类型的简短记载，其性质可以视为认真与系统学理探究的绝无仅有。
例如，李约瑟所引沈括《梦溪笔谈》有关磁石的一条全文仅百余字，列于卷二十四“杂志一”章，基本上只谈到制造、悬挂、支撑磁针的方法，触及原理的只有最后“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这么寥寥数语；至于曾公亮《武备总要》的一条记载长度相若，也纯粹是叙述行军辨向所用“指南鱼”的制造方法而已。这些与13世纪佩里格林纳斯长达十数页的《磁学书简》（§10.6），或者17世纪吉尔伯特《磁论》那样洋洋洒洒十数万言的专著（§13.3），显然是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文献。
统而言之，中国虽然首先发现磁石及其应用，但古籍仅有磁石、磁针发现、应用和制造方法的极端简略记载；西方有关文献时间较晚，却是详细、有系统的长篇现象研究和学理探讨，两者性质迥异，完全没有可比性。因此，上文所引“有关磁现象的知识，其基础完全是在中国建立”，或者“中国古代的超距离作用观念通过吉尔伯特和开普勒成为牛顿（思想）准备工作的极其重要部分”那样的论断，不但西方学者无法接受，恐怕中国学者也难以居之不疑吧。
当然，如上文所已经讨论过的，磁针、火药、印刷术和许多其他中国发明传入欧洲之后，的确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和深远影响，它们对现代科学之出现有间接促成作用是无疑的。然而，这些发明都属于应用技术范畴，它们虽然也往往牵涉某些抽象观念或者宗教、哲学传统，但这和科学亦即自然现象背后规律之系统与深入探究，仍然有基本分别。除非我们在原则上拒绝承认科学与技术之间有基本分别，否则恐怕难以从古代中国在多项技术领域的领先来论证中国科学的“优胜”。
另一方面，倘若要将《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梦溪笔谈》乃至《数书九章》《测圆海镜》这些古代经典与科学著作，来与同时期西方科学典籍如托勒密《大汇编》、泊布斯《数学汇编》、费邦那奇《算术书》、柯洼列兹米《代数学》、海桑《光学汇编》等比较，从而论证自公元前1世纪以迄15世纪中国科学一直比西方优胜，恐怕也戛戛其难，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
这样，“中国科学长期优胜说”就必须放弃了。放弃此说的最重要后果是：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这个基本事实不复是悖论，它不再意味在十六七世纪间中西科学的相对水平发生了大逆转。但这么一来，“李约瑟论题”就难免失去根据，“李约瑟问题”也连带丧失力量乃至意义，因为我们就再也不可能像在“导论”中那样，将它以“既然古代中国的科技长期领先于西方，
那么为何现代科学的锦标却居然为西方夺取？”的质询形式来表达。
同时，席文的批判，即“它（李约瑟问题）是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第三版出现那样的问题。它属于历史学家所不可能直接回答，因此也不会去研究的无限多问题之一”，也就变得尖锐和不可忽视。事实上，这就意味着“李约瑟问题”之消解。
二、西方与中国科学的比较
倘若我们至今的努力没有白费，那么读者当会同意，“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问题的解答已经有清楚轮廓，而具有那么特殊背景与结构的“李约瑟论题”和“李约瑟问题”，也再没有必要继续困扰我们了。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无法，也不应该忘怀的，那就是我们在本书一开头所提到，由胡明复、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学者在20世纪上半叶所提出来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李约瑟与合作者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开创性工作，使我们深深意识到，中国古代有大量技术发明与成果，也不乏自然哲学以及对自然现象的探究与认识。然而，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科学传统，中国古代科学至终没有获得现代突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胡明复等所提出的，是个真正有意义的重大问题。它可以重新表述为：在过去两千年间，中国与西方科学的发展为何出现如此巨大差别？造成此差别的基本原因何在？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牵涉中西文明的全面比较，那自然超出本节乃至本书范围，因此它必须有待于来者。但我们在本书剩余篇幅仍然要试图为读者提供对上述问题的几点粗浅看法，以冀引起思考和讨论。
我们曾经再三强调，现代科学革命是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而且，倘若没有这传统作为继续发展的轴线，那么文艺复兴时代所有其他一切因素，包括实验精神、对自然现象本身的尊重、学者与技师之间的合作，乃至印刷术、远航探险、魔法热潮等刺激，都将无所附丽，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后果。
这是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事实。从此事实往前追溯，可以很清楚见到，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已经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那也就是说，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
自此以后，西方科学发展出以探索宇宙奥秘为目标、以追求严格证明的数学为基础的大传统，也就是“四艺”的传统，而中国科学则始终没有发展出这样的传统，故而两者渐行渐远，差别越来越大，以至南辕北辙，成为不可比较。
那么，中国科学传统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无法在此简单回答，但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而是没有发展出以了解数目性质或者空间关系本身为目的、以严格证明为特征的纯数学；也并非没有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究，而是没有以这种探究本身（即宇宙底蕴之发现）为目的，更没有将数学与这种探究结合起来，发展出数理科学传统。
诚然，这说法不完全准确。中国第一部天文学典籍即《周髀算经》，就是结合数学与天文模型的纯粹科学著作。然而，它所开拓的范式虽然颇为接近于现代科学精神，却很不幸未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继续生长、发展，其后竟然成为绝响。
甚至，中国也并非没有将数学应用到自然现象上去：历代为建构历法而做的天文测算就曾经达到很高的精密度。然而，这些计算都是利用实测数据和内插法（interpolation）来构造数值模型（numerical model），目的在于提高测算的精确程度，而并非在于描绘天体运行的空间图像，也就是通过空间关系来理解宇宙。虽然这些数值模型的建构可能应用了非常高妙的数学，例如导致“中国剩余定理”之发现的不定分析，甚至也可能牵涉某种几何模型的应用，但这些手段始终都是为皇朝对历算的现实需要服务，而没有转变为发展数学或者天文学的动力。所以，以探究自然为至终目标的数理科学在中国曾经萌芽或偶一出现，但未能发展，更没有成为传统。
归根究底，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数学和宇宙探索是分家的：一方面，牵涉数量关系的数学与历算都以实用为至终目标，甚至术数、占卜等应用组合数学者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以解释宇宙现象与奥秘为目标的阴阳五行、生克变化等学说，则缺乏数学思维的运用。
西方科学传统则不然：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数学观念就和宇宙生化、建构过程紧密结合，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就是其最贴切、最全面的体现。其后尤多索斯、阿里斯它喀斯、托勒密等所建构的天文学模型，以及阿基米德的静力学，也莫不是从同样精神发展出来；甚至在中世纪萌芽，至伽利略方才成形的动力学，亦无非是将数理精神贯彻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上去的结果而已。因此，以新普罗米修斯革命也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的形成作为中西科学之间的分水岭，应该是很适当的。
三、西方科学发展的特征
那么，中西两大文明为何会形成如此迥异的科学传统呢？此困难问题我们自不可能解答，但在其巨大诱惑力驱使下，亦不免要从本书整体出发，来做一些观察和揣测，那可以表达为西方科学发展过程的四个特征。
1.古代革命之前的悠久传统
也许，西方科学史最令人瞩目、最令人感到震惊的，就是其数学传统之悠久。《九章算术》是相当圆熟的实用型算书，它成形于西汉，但从内容和用语判断，一般认为起源于周秦之间，也就是不早于公元前三四世纪之交，与《几何原本》大体同时。
然而，在此之前大约一千五百年，亦即中国最古老文字甲骨文出现之前五百年，巴比伦就已经出现数学陶泥板，稍后埃及也出现林德数学手卷了。而且，这些远古数学文献所显示的数学运算能力，与《九章算术》相比大体上是各擅胜场，说不上有显著差别，但在某些方面，例如以几何方式解二次方程式及其他问题，则巴比伦先进甚多。因此，西方数学的起点并非在古希腊，而是在埃及的中王朝和巴比伦的旧王朝即汉谟拉比时期，也就是比中国要早足足一千五百年。
这个观点是基于《几何原本》与巴比伦数学传统之间有明显继承痕迹，古希腊记载中不止一次提到泰勒斯、毕达哥拉斯从这两个远古文明学习数学和其他知识，以及最近有关伊斯兰代数学源头的研究。所以，埃及、巴比伦远古数学与希腊数学是一脉相承的，后者不应该视为从公元前5世纪凭空开始，而应该视前者为希腊所继承，然后再经过新普罗米修斯革命而出现的结果——否则，没有其前的远古传统，何来翻天覆地的革命呢？从此观点看，中西方数学传统之迥然不同，便极有可能是与这一千五百年的起点差距密切相关。
2.在广袤空间中的复杂轨迹
不过，时间差距虽然可能是因素之一，完全以此来解释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基本差异还不足够。最明显的反例就是：苏美尔—巴比伦数学可以说是与其文明同步发展的，然而在汉谟拉比时期的短暂开花之后它就停滞不前，再也没有令人瞩目的变化了。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导致希腊数学、科学那种非常特殊形态之出现的呢？
在试图回答此问题之前，我们先要讨论西方科学传统另外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那可以称为“中心转移”现象，它表现为西方科学发展往往集中于一个中心区域，而这中心是不断移动、游走，并非长期固定的。
在远古时期，这中心从巴比伦或者埃及转移到希腊的过程已经湮没不可考，但在希腊时期，我们知道它曾经先后在爱奥尼亚、南意大利、雅典、亚历山大等四个中心区之间转移；然后它移植于伊斯兰世界，在此时期它也先后经历了巴格达、伊朗和中亚多个城市，以及开罗、科尔多瓦、托莱多、马拉噶、撒马尔罕等许多中心区；在转回西欧之后，它又先后经历了巴黎、牛津以至博洛尼亚、帕多瓦、佛罗伦萨等北意大利城市，最后才在十六七世纪间回转到法国、荷兰和英国。
因此，西方科学传统虽然悠久，但科学发展中心却不断在亚、欧、非等三大洲之间回环游走，它停留在任何城市或者地区的时间都颇为短暂，一般只有一两百年甚至更短。与此密切相关的则是西方科学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也因此不断转变：它最早的文献使用巴比伦楔形文字或者埃及行书体文字，其后则依次使用希腊文、阿拉伯文、拉丁文乃至多种欧洲近代语文，包括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英文等。
科学发展的这种“中心转移”和“多文化、多言语”现象所意味、所反映的是什么呢？那很可能是，具有非常特殊形态和内在逻辑的西方科学，必须有非常特殊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人才的结合才能够发展，但这样的结合显然是极其稀有和不稳定的，因此科学发展中心需要经常转移，以在适合其继续生长、发展的地区立足。
由于广义的西方世界是具有复杂地理环境和包含多种民族、文化与文明的广大地区，它从来未曾真正统一于任何单独政权，因此在其中适合科学立足、发展的地区总是存在的。倘若这猜想并非无理，那么也许它还可以说明科学在诸如埃及、巴比伦、中国等大河农业文明之内发展的问题。这些文明的共同点是：幅员宽广、时间连续性强，在强大王朝控制下地区性差异相对细小。因此，在其中具有特殊形态与目标的科学，即类似于西方的科学，就无法通过中心转移来寻求最佳立足点，并且因为发展受窒碍而逐渐为社会淘汰。在此社会过滤机制的作用下，能够长期生存、发展的，主要限于适合王朝或者社会实用目标的科技，或者能够为社会大众所认识、认同的那些观念。
在我们看来，为什么像《周髀算经》那样的数理天文学著作，和像《墨子》那样包含精巧、复杂科学观念的经典，最后都未能充分发展而成为绝响，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和南宋这两个极其混乱时期，中国数学反而呈现蓬勃发展的现象，都可以从此得到解释。那就是说，中西科学发展模式的巨大分别，最终可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文明结构差异所产生。
3.科学与宗教的共同根源
我们还应该提到，虽然在现代观念中科学与宗教严重对立，但那只不过是十六七世纪以来的发展而已。在此之前，无论在西方抑或中国，科学与宗教都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共生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传统对西方科学的孕育之功，以及这思潮在文艺复兴时代对于现代科学革命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还有基督教与科学的密切关系（诸如显示于阿尔伯图和牛顿者）我们已经言之再三，不必在此重复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这个将“追求永生”与“探索宇宙奥秘”紧密结合的大传统，也同样出现于中国。中国传统科学中最强大和独特的两支是中医药和炼丹术。如众所周知，这两者的发展和道教都有不可分割，乃至本质上的密切关系：医药是为养生全命，炼丹所求，便是白日飞升。所以毫不奇怪，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孙思邈等著名道教人物，同时也是杰出的炼丹师、医药家。
不但如此，道士也同样有研习数学、天文学的传统：例如创立新天师道的北魏寇谦之与佛教人物颇多来往，因此也与印度数学、天文学之传入中国有关，并且很可能还对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父子有影响；金元之际的刘秉忠基本上是全真道长，他曾经长期在河北邢台紫金山讲论术数、天文，培养出像郭守敬、王恂那样的历法专家。
不过，道教的科学传统还是以医药、化学为主，它涉及数理天文只是后起和附带现象，说
不上是其核心关注点，这是它与宣扬“万物皆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之基本分歧所在。这巨大分歧到底如何形成颇不容易解答，但在中西科学分野成因的探索中，这当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线索。
4.科学革命之出现
最后，西方科学传统最特殊而迥然有异于中国、印度或者伊斯兰科学之处，在于它先后发生了两次“突变”（transmutation），即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和牛顿革命。这两次革命，无论在探究方法、问题意识或者思维模式上，都相当彻底地推翻了其前的传统，也因此开创了崭新传统。没有这两次翻天覆地的突变，希腊科学或者现代科学都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为何科学革命只是在西方，而没有在其他文明中出现呢？
这是相当根本的大问题，我们认为其解决或有可能从两个方向寻求。
第一个可能方向是上述“中心转移”现象。正因西方科学发展既有强韧久远的传统，又无固定地域或者文化背景为其桎梏，因此在旧传统中注入新意从而整体改造之，使之脱胎换骨成为可能。如本书第三章所详细论证，毕达哥拉斯便是撷取诸远古文明精华，加以融会贯通，然后移植于希腊文化土壤者，他的宏图为费罗莱斯和阿基塔斯所继承，而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则是通过他们将教派精神移植、贯注于柏拉图学园而完成。同样，从16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各地的科学发展风起云涌，诸如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都人才辈出，然而至终能够精研覃思，综会各家学说而神奇变化之，得以完成现代科学突破的，反倒是独守寂静剑桥校园达三十五载之久的牛顿。
第二个可能方向则是宗教。毕达哥拉斯视宇宙奥妙之探索为超脱轮回，获得永生之道，其教派视数学发现为绝顶秘密，相传泄露此秘密者甚至可以被处死。那么，对于学园内外的教派传人而言，数学与天文奥秘、规则是如何值得凝神竭智、毕生全力以赴的头等大事，也就不言而喻了。
同样，如最近数十年的深入研究所揭露，牛顿不仅究心于数学、力学与光学探索，其宗教信
仰之认真、坚定也远远超乎想象：他不但花费大量精力于炼金术以求窥见上帝的生化创造之功，更力图从自然法则中寻找世界末日的根据，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革职危险而坚守阿里乌派信仰（§14.3）。毕达哥拉斯和牛顿这两位先后触发科学革命的人物，都具有无比强烈之宗教意识与向往，那自然不免令我们奇怪，这到底是巧合，抑或有更深意义在其中呢？
例如，科学大突破需要焚膏继晷、废寝忘餐的苦思冥索，这精神上之高度与长时间集中对于
常人而言是极其不自然，甚而根本无法做到的事，但在宗教热诚驱动下，或者在宗教意识的移情作用下，则很有可能变为自然。况且，具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也具有坚执不挠、百折不回的禀赋，只要其信仰与科学探索所需要的开放心态没有抵触，那么这两方面也就可能相通而相成了。因此，宗教与科学的密切关系也极有可能是科学革命只出现于西方的原因。
当然，以上两个方向都只能够视为何以科学革命只发生于西方文明的一种揣测，至于其实际发生所需要的充分条件则如以上第五节的讨论所显示，是非常复杂而绝不可能简单归纳于少数原因的。
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方科学是从17世纪开始，也就是与现代科学的出现同时，至今已经超过四个世纪了。在此数百年间，国人对于西方科学的看法经历了三次根本转变：在17世纪认为它可学但又需发扬传统科学而超胜之；在20世纪上半叶则通过在西方留学的知识分子而生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感觉；自50年代以来，却由于李约瑟庞大研究的影响而令不少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科学比西方优胜，其落后只不过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情而已。
很显然，这多次转变都是由于对西方科学和它的发展史认识不足所致。这并不值得惊讶，因为西方科学并非只是其众多学术领域里面的分支，而是其整个文明精神的体现。要真正认识西方科学及其背后精神，就需要同时全面了解西方哲学、宗教，乃至其文明整体。这十分高远的目标并非本书所能企及，我们在此所尝试的，只不过是朝此方向跨出小小一步而已，倘若它能够唤起国人对此问题的注意和兴趣，那么本书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本文节选自《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1月版，作者陈方正，系物理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学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现任名誉高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学术工作包括现代化比较、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以及科学哲学，曾经创办及主持《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主编“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近年则致力于科学史研究，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在自由与平等之外》《迎接美妙新世纪：期待与疑惑》等。澎湃科技获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