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需要“出圈”！不仅要打破专业或学科的“小圈子”，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而且要打破阻碍科学传播的“大圈子”，让科学向公众开放。当今的科学应该是一个与社会和公众充分互动的开放体系。
吴家睿
最近我读到了《上海书评》一篇讨论科学普及的文章，源自《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为新观众“设计”自然》一书的译者姜虹对作者——加拿大科学史教授莱特曼——的采访。莱特曼教授在采访中提到的关于科学传播的观点引起了我的共鸣。
在他看来，那个时代的科学传播不是单向的扩散模式——公众只是被动接受职业科学家们投送给他们的科学知识，“我们和其他十九世纪科学史的学者都展现了公众如何参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不是被动接受”。
这种双向流动的科学传播观点是今天的科学共同体所欠缺的。随着美国政府在20世纪中叶推动的体制化科学成为了国际主流，科学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封闭体系，不仅广泛存在着各种专业或学科的“小圈子”，而且形成了科学与公众隔绝的“大圈子”。显然，在这个封闭体系里的科研工作者很容易把科学视为在这样一个个“圈子”里的专业活动，而科学传播则表现为公众被动接受和理解科学工作者活动和科学知识的单向流动模式。
进入21世纪，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科学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变革时期。科学界的有识之士提出，需要打破封闭的科学体系，重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科学家与公众的双向交流与互动，让科学成为一种全社会参与的事业。也就是说，科学需要“出圈”！不仅要打破专业或学科的“小圈子”，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而且要打破阻碍科学传播的“大圈子”，让科学向公众开放。我们一方面要让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充分地传播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要让公众的想法和需求及时地进入到科学共同体的视野之中，并让公众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我由此认为，当今的科学应该是一个与社会和公众充分互动的开放体系！
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人类需要通过科学来提供确定性的力量，让世间万物可认识、可解释、可控制。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普拉斯的一段名言或许最能反映出科学家对确定性之渴望：“我们可以把宇宙现在的状态视为其过去的果以及未来的因。如果一个智者能知道某一刻所有自然运动的力和所有自然构成的物件的位置，假如他也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那宇宙里最大物体到最小粒子的运动都会包含在一条简单公式中。对于这智者来说没有事物会是含糊的，而未来只会像过去般出现在他面前。”
从拉普拉斯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到研究者对确定性的两层理解。首先是认为世界之本原是确定的，一切事物的存在和运行都是被决定了的，皆有规律可循；即使是复杂的生物体，也与非生命物体一样，同样要遵循物理和化学的规律。但这或许是人类的一厢情愿，回望宇宙乃至生命的整个演化过程，展现出的其实是充满了偶然性的事件。今天的生命科学研究也发现，无论是生物大分子还是细胞，在其活动和变化中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研究者对确定性的第二层理解，是相信知识之本质是确定的——只要人们不断努力，就能提升知识的完备性，从“相对真理”递进为“绝对真理”。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曼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科学的本质中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在科学研究中所说的一切，所得出的所有结论，都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它们只是结论。它们是关于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猜测。你不可能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你不可能进行最完备的实验。”
随着自己在生命科学领域中研究阅历之延伸，理性思维之拓展，我逐渐认识到不确定性在生物界乃至整个自然界中的存在及其意义，也非常认同费曼教授的观点——科学的本质中存在不确定性。当然，我的这种科学观很可能是“小众”的。在去年出版的《生物学是什么》全书的最后一段文字中，我写了这样一句结束语：“生物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研究者的决定论思维与生命的偶然性特征之间的冲突。”
（作者吴家睿，1998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同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支持；现为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执行院长、中科院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方向是以系统生物学方法研究糖尿病、肿瘤等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出版有科普书籍《后基因组时代的思考》《生物学是什么》，还通过杂志专栏和个人微信公众号“吾家睿见”发表科普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