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自从隋炀帝正式开科举后,文人通过考试做官就渐渐成了主流,至两宋而发扬光大,开科取士的比例达到历史顶峰。文人做官不稀奇,也能做官会做官,不过要是文人中的诗人来做官,效果可就不太理想了。像辛弃疾那样“上马可杀贼,下马可赋诗”的文人墨客可太少了,稼轩真的可算得上文韬武略俱佳,兼又会写诗赋词的特例了。除此之外像什么竹林七贤,大谢小谢之类,文采千古,而治国安邦的本事可差太多了。
李白李青莲,写下“天生材必有用”的诗仙他老人家,很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当了翰林欲建功立业,没成想唐玄宗李隆基还是看透了他,将其放在自己身边排忧解闷,至于治理朝政,您就甭想了。皇帝个个是人精,知道你写诗的才能和处理政务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凡事有例外,如辛弃疾那般人才还是有的,但运气似他的可就如凤毛麟角了,辛弃疾虽说也是抱负未展,好歹被重用过,今天说一人物,可就倒霉多了。
清乾隆年间有一名士袁枚,就是写“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的那个袁枚。袁大才子是有清一朝著名的大诗人,虽说比黄景仁与龚自珍差点,也算排得上名号了。同时,他的科举之途也甚是顺利,十二岁就中了秀才,二十左右就进士及第,还点了翰林,入了翰林院成了庶吉士。在清代,翰林院是非常难进的,点翰林相当于仕途上提前就坐了直升机,一般都能成为京官,不是翰林院编修,就是差点,也能去六部做个主事。只有最差的,才被外放当县令,很不巧,袁枚就被差去做了县老爷。
到了地方上袁枚也是颇有官声,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按道理这样的政绩,又是翰林院出身,不用几年就该步步高升才是。但袁枚就是不升,不仅没升官,县令还越做越小,从大县富县给做到了穷乡僻壤,十余年,碌碌无为。
眼看仕途无望,袁大人索性辞官回家,好好当自己的诗人算了。这一当,果然舒坦多了,不仅诗文被抢着买,画的画也是一幅千金,朝鲜人过来都争着要。袁枚同时还当起了美食家,成天开宴会,那本著名的《随园食单》就是袁大才子的佳作。辞官后的袁枚。这日子过得可比当那个鸟官时舒坦多了,不过终究是一大遗憾吧,胸有天下之志,无时运不可腾达。这“无时运”就与乾隆皇帝有关。
清朝入关后,政随明制,在专制制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皇帝手下当官,不仅不能功高震主,连几千年来儒家那套“治国平天下”也不许想了,治国,你想治什么国?这天下到底姓谁的你搞清楚没有,你们就是给我爱新觉罗氏打工的秘书,当当记述做事的工作就行了,其他事我皇帝都安排好了,有你什么事?
这种情况一直到清末才真正改变,清廷在内忧外患下不得不开放政权,允许地方团练,才有了一批如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这时候还是大清最繁盛,控制力也最强的乾隆朝呢,自诩文治武功千古第一的“十全老人”乾隆帝,怎么可能允许这样一位锋芒毕露又名满天下的才子呢?袁枚能得个善终,也就谢天谢地了。
清末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