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开始主持变法,轰动一时,成果显著,朝野焕发出勃勃生机,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当变法遭到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反对、两派彼此生隙之时,两方首要人物只限于政见争端,没有使用小人手段进行打压,如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王安石为其求情,这是历史少见的君子之争。
这种文明且激烈的争论在当时政治现实面前并不是主流,但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色彩,朝臣党争夺权、派系林立的局面由此发端。
一、王安石与苏轼的争论之处
面对政治经济危机、阶级矛盾尖锐化、“三冗危机”和“两积问题”,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变法内容有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等,变法成果收效显著,国力贫弱的局面得到改观。
但变法招致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反对,如在财政拮据问题上,王安石主张开源,而对立面则认为开源会使国库空虚,不利于朝政稳定及民生发展,主张节流、开源并用。
在客观实践的前提下,这是苏轼反对王安石的根源。两人的争论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
此时的大宋早已是积贫积弱的不堪局面,因此青苗法的目的就是先逐步缓和民间高利贷的盘剥现象,又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苏轼认为青苗法的实行,实质是政府放贷赚取高利息,地方官吏则多放青苗钱以邀功,强迫借贷交息,百姓不堪其苦,不利民生发展,所以必须取消青苗法。
2.水利
王安石提出凡吏民能提出土地种植方法,指出陂塘、堤堰、沟渠利弊,且行之有效,可予以大小奖励,另奖励兴修水利、开垦荒田。
苏轼否定农田水利条约做事做的好要有奖励、没有做好的也没有惩罚的制度,他认为这会让投机取巧的“奸商”肆无忌惮地谋取国家与人民的财产,不利于民生发展,也并不能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3.取仕制度
王安石认为诗赋取仕难以选拔真正的人才,要求改革取仕的方法,以考策论为主,目的是为政府机构招揽实干型人才。而苏轼作为以“诗赋取仕”的受益者,个人倾向也比较明确,他认为改革取仕违反旧时国家制度,不宜改制。
除此之外,苏轼对保甲法、裁兵法、保马法等变法内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归根结底,王安石与苏轼的争论在于变法带来的影响及结果,王安石立足于国家,希望变法能使国家改变现状;苏轼则立足于民生,通过下层人民生活反映现实,这也是他反对变法的原因之一。
苏轼的文学作品也多反映民生疾苦、社会现实等,或多或少带有政治色彩。因政见不合,司马光被迫离京,苏轼自请离开,自此双方形成党派相争的局面。
二、文人相亲:王、苏相互钦佩,彼此赏识
苏轼不仅有政才,且文学造诣极高,所作诗词皆令人惊叹,其为人刚正,所言直抒胸臆,因反对变法得罪新法权贵。
时任湖州太守的苏轼曾因不满王安石如此激进地变法,在其所作的《湖州谢上表》中抒发政治感慨,诗中确有讥讽时政、不满变法之意,被当时权臣构陷而引发“乌台诗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桩文字狱,这也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其时,退养在江宁的王安石上书为苏轼求情:“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作为改革派领袖的王安石没有落井下石,他的上书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最后因宋太祖时定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被释放。
王安石此举为“文人相亲”奠定基础,后苏轼途经江宁专程拜访王安石,两人尽释前嫌。其原因有三:
1.王安石与苏轼此时官场失意,有同病相怜之感
苏轼因得罪新法权贵一贬再贬,此时苏轼经历人生大落,贬谪黄州之后,心境愈发旷达,自号“东坡居士”,思想上的转变让苏轼更加成熟,在上任途经江宁,闻听王安石退居于此,便前去拜访。
王安石高兴不已,身穿平民素服前去迎接,而苏轼来不及冠带出船作揖为礼。说是同病相怜不为过,更多的是两人经历世事浮沉后的相知之情,是为精神知音。
2.两人虽政见不合,但政见卓远为彼此认同,二者的初衷皆是为国为民
苏轼任职杭州,深感吏治腐败,先后实行修六井、赈灾救民、疏通西湖等有利民生的措施,也在不断反对变法,苏轼虽不当权,但他的影响力不容小视,所以来源于苏轼反对变法的声音,王安石岂敢用之?
苏轼也不是完全反对变法,司马光当权时要全面废除新法,苏轼提出反对,深知要解决宋朝的根本问题,必须改革,一味保守,国家不可能强大起来。
苏轼既不保守,也不激进,游离在两个党派之外,不以党争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导致苏轼既不融于王安石的变法派,也不融于司马光的保守派,但其政治远见也非常人能比,这也是王安石认可苏轼的原因之一。
3.两人有着惺惺相惜之情,既有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也有政治上的彼此宽容
王安石对苏轼有“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的评价;而苏轼在读完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也不由赞叹:“此老乃野狐精也。”
不难看出两人摒弃政治恩怨,相互钦佩,彼此赏识,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相互辉映,体现了文人间的风骨和识才、惜才的高尚品格。
三、硬币的另一面:小人之争的危害
王安石与苏轼两人固然成就“文人相亲”的佳话,“君子之争”也告一段落,但党派之争远未结束。其后司马光复相,废除新法,使变法成果毁于一旦。
历史上对这场变法褒贬不一,这一场政治斗争引发的危机是极具打击性的,在司马光废除新法40年后,北宋灭亡。
党派之争危害极大,其害有三:
其一,中央集权日趋旁落,机制涣散。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新派掌权,对反对派进行打压,贬谪或流放,其中包括苏轼、司马光、欧阳修等。
党派斗争从未停止,宋神宗去世,高太后辅政,重新启用司马光等旧派,对新派进行政治报复,其后几位执政者对两派重新启用或贬谪,都削弱了执政者的权力,这也侧面反映出执政者没有果断的政治魄力及党争的影响与危害。
其二,朝臣相互倾轧,吏治腐败。苏轼因反对变法遭到打压,遭到新党章惇等人的迫害,在旧党面前与程颐不和,一度遭受两方迫害。
新党内部吕惠卿与蔡京等人不和,在争权夺利时刻,野心家利用权势打压同僚,严重阻碍社会发展,人才不能为国所用。
其三,国家一度呈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军队对外不能御敌,官员对内不能安抚民生。
北宋后期,朝野混乱,民不聊生,当权者权力更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如政府借贷百姓并收取利息,有些富民不愿意,而政府强制执行并让富民与贫民相互担保,贫民一旦破产,无力偿还,只得逃跑,时间一久,富民和贫民都沦为贫民了。
四、结语
2021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王安石变法是立足于政治、经济、文化而进行的一场改革运动,其富国强兵成果显著,对当时社会进步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先进思想也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灿烂辉煌的一笔。
宋朝重文轻武,文人地位的显著提高,学术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先进的治国理念在由变法引发的“君子之争”或“新旧党争”中得到充分说明。王安石与苏轼的“君子之争”只限于政治矛盾,也衬托了两人高尚的品格及“文人相亲”之情。
虽然苏轼与王安石政治立场不一样,但在做人上两人都是君子,不会发生“勾心斗角、暗下杀手”的事。
在“和而不同”的现实环境下,这既是一场政治立场的斗争,也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体现,有着中华民族良好的传统美德,更有文人气节和风骨,两人有着“君子之争”,更有“君子之交”,可谓渡尽劫波真情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反观,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之间政见相悖,党同伐异,以间接表明两派没有王、苏二人理性、客观的思想,与其说这是一场权力的争斗,倒不如说是思想的碰撞和文化的对立。
王安石两次罢相,也因当权者没有深彻变法的决心,功亏一篑,间接导致变法失败,也成为党争局面愈演愈烈的幕后推手,最后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这一系列争端也引发后面统治者的思考,南宋宋孝宗将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兼容并蓄,制定共同发展的政策,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