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河北士族，或者说燕晋士族，其历史还是很悠久的，最早要追溯到新莽时期。王莽建立新朝，搞建构理性主义，导致民不聊生，河北士族是坚决的拥汉反新的。河北士族先支持王郎这个假刘姓，之后真正的刘氏后人刘秀去河北，立即得到河北士族的普遍响应，刘秀建立东汉，河北士族功不可没。董卓乱朝纲，河北士族支持袁绍，使得袁绍一度壮大为最优势力；之后河北士族拥汉的心不死，纷纷投靠曹操，导致袁绍逐步失势，最后被曹操所灭。曹爽专政，引起河北士族不满，河北士族由司马懿带头干掉了曹爽。如果没有河北士族的支持，给司马懿一千个胆，他也不敢造次。
司马家发生八王之乱，河北士族转而支持后赵、前燕、北魏、后燕、高齐，杨坚统一全国，河北士族支持杨勇，杨勇败亡，杨广几次东征高句丽，河北士族并不支持杨广，从隋朝开始，河北士族失势。唐朝建立，河北士族又支持太子建成，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败亡，李世民对河北士族是打压的，扶植的是关陇集团。
武则天上位之后，关陇集团被削弱殆尽。武则天打压门阀，河北士族的日子并不好过。到了唐玄宗，杨国忠南诏战败，大唐精锐丧失大半，关陇集团又被武则天消灭了，此时河北士族成了一家独大，于是河北士族又支持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并不是安禄山一个人的野心。像安史之乱这样持续八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历史大事，绝不可能是某一个雄才一拍脑袋就能办成的。经济基础、群众基础、政见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安史之乱的经济基础正是河北士族提供的；安史之乱的群众基础就是河北士族；安史之乱的民意基础，就是河北士族的“仇唐”思想。所谓的民意，这里的民，指的是政治势力，不是普通百姓。笔者“群众基础”的群众，也是指政治势力，与老百姓无关。
那么安史之乱为什么失败了呢？主要原因有三个：1、建都洛阳；2、宗教信仰；3、香积寺之战。
安禄山建都洛阳之后，安史之乱就逐步走向下坡路了，虽然有短暂的上升，但是总体趋势是失败的。我们得看看洛阳是些什么政治势力。洛阳的势力是武则天培养起来的。武周虽然被唐所灭，但是李旦和李隆基并没有诛杀武周旧臣，武周旧臣仍是支持李唐的。如王忠嗣的父亲和祖父都得武则天重用。王忠嗣在，没河北士族啥事，翻不了天。王忠嗣家族在晋洛一带，颇有威望，所以王忠嗣在，就不会有安史之乱。武则天在洛阳得另一股势力，就是禅宗。禅宗本不是佛教，是魏晋玄学。取佛教而尽代之，是其耿耿之志。武则天称帝，真佛教如玄奘的唯识宗因是李世民老臣，受到打压，武则天为称帝而扶植禅宗，这为日后真正的佛教失传埋下了种子。
安史之乱爆发，禅宗的菏泽神会是洛阳禅宗的一股最大势力，菏泽神会先是支持安史之乱的。宗教最大的投资，自然就是政治，但是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并没有扶植禅宗，而是抑制禅宗，弘扬拜火教。当然《悯忠寺塔颂》记载，安禄山对佛教的态度是，不弘扬，但是允许其发展的。美国耶鲁大学宗教系荣休教授斯坦利.威斯坦因在其著作《唐代佛教》一书中认为，安禄山进驻洛阳之后，对禅宗有所打压，抽取了部分劳力，而对佛教的文物居然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这使得禅宗非常失望，于是转而支持李唐，菏泽神会为郭子仪筹了大量军费。可见安禄山定都洛阳，洛阳的经济、政治势力、宗教势力都是阳奉阴违，这使得安史之乱最终必然走向败亡，安禄山军事上或者有些勇略，但是政治眼光是极其短浅的，并没有玩转各方政治势力的政治手腕，反而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同样作为拜火教的方腊，后来步了安禄山的后尘，妄图形成政教合一的帝国，从而打压其他各种本土文化，最终失败。太平天国同样失败于此。只有拜火教的朱元璋后来改用儒家治国，明朝算是扎住根了。儒家、道家、禅宗这些本土宗教已经深入民间，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佛教、拜火教、拜上帝教立根。
安史之乱的真正转折点，当数香积寺之战。香积寺之战足足持续了8个小时，从白天晌午，杀到了日落黄昏。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双方势均力敌，不断地厮杀消耗，战损比始终在1:1上下徘徊。于是，冷兵器时代的最血腥、最疯狂的战役出现了，双方在伤亡了超半数人马后，依旧是死战不退，奋勇向前，堪称是奇迹。《资治通鉴·唐纪》中有记载：“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堑死者甚众”。
香积寺之战，让安禄山的士兵见识了什么叫恐怖，从此，士气逐步下降。若不是河北士族的拼命支持，这些骄兵悍将才不会继续卖命。安史之乱能够持续八年，甚至在其后长期割据河北一带，与河北士族对唐的仇恨是分不开的，河北士族铁了心不服李唐的统治。
而大唐经历了香积寺之战，此后的衰落，并非一落千丈可以尽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