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诞生于内忧外患的五代末期，虽然历经太祖、太宗二朝的苦心经营达到了稳外安内的国家局面，但随着岁月的变迁，辽、夏等外部势力迅速崛起，国内也面临着百弊丛生积贫积弱的严峻形势，宋朝迫切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来巩固政权的稳定与繁荣。
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横空出世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两场浩浩荡荡的改革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非但未能挽救北宋的国运，反而还加速了该政权灭亡的速度，如此利国利民的两场变法，它们之间有何异同？为何在北宋行不通呢？
守旧派的顽强
但凡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变法，与其称之为改革倒不如直白的说它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影响的不是简单的个人权益，可能是一个集团乃至一个阶层几个阶层的利害关系，而且该阶层还掌握着社会上主导的财政大权，因此反对改革的势力不可谓不强大。
在北宋的这两场改革里，保守派就发挥了这样一个阻碍变法的作用，庆历新政中，改革先锋范仲淹旗帜鲜明的以整肃吏治为改革核心，保守派则自结朋党伺机反击，结果把仁宗时期的党争推向了一个小高潮，搞得皇帝也莫可奈何。熙宁变法中，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颁布新法，结果反对派却阳奉阴违，在下层破坏执行，造成了上层指挥失地方的局面出现。
改革派和保守派除了朝堂上无休止的口水战外，在地方上也是明争暗斗，在宋朝重文轻武的时代，文官的政治力量不可小觑，守旧派的顽强使得改革中的顽瘴痼疾无法根除，深层次利益关系无法进行大的调整，改革之路阻力重重寸步难行。
政策上的问题
改革的载体是政策，政策的好坏关乎到改革的成败。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北宋富国强兵，改变当下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局势。沿着这个脉络，范仲淹认为帝国不振在于人事不良，所以其改革侧重点在吏治改革，这是个长期投资。而王安石变法时帝国已是濒临危亡，国库赤字严重，所以更加讲究短期效益，于是匆匆忙忙地搞起了国家理财，其侧重点是短期集资，他们的思路，也就决定了其政策的利弊。
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在内容上看似切中时弊，但也暴露出了种种不现实性以及北宋组织人事制度的僵硬。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可谓是北宋最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甚至其主打的《青苗法》还超前的试图以信用借款的形式来刺激国家经济成长，不可谓不是好政策，但也露出了许多可以预见的棘手问题，最后连受益的百姓也不愿意接受此法，而各法之间又存在着相互矛盾，可见，新法在政策内容上也暴露出了细节方面的问题。
对皇权的利害
任何一场大的改革都离不开皇帝的支持，也都没有比皇帝面临着压力更大的臣下，因为天下是赵家皇帝的，天下的得失盛衰皆系于他一人，而改革的成败也都系于他一人。
在仁宗皇帝的授意下庆历新政如火如荼的进行，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保守派炮制放大的种种把柄，改革势力的扩大并结群，终于突破了皇帝保守且脆弱的心理底线，使他不再成为变法意志坚定的捍卫者，反而畏惧变法所带来的一切不堪设想的后果，进而一手毁掉了新政，熙宁变法失败也同样如此。
可以理解，北宋王朝如此这般深层次、强力度的两次改革，使得统治者内心波澜迭起，是富国强兵还是安享生平？相信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但落实到行动上更愿意接受后者，毕竟在皇权政治下，皇帝是不可能随便用皇权当作政治赌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