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650~676),字子安,为“初唐四杰”之首,是唐代文学史上的开篇人物。王勃英年早逝,年仅二十八岁,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妙笔华章,却亘绝千古,至今为人所称颂。杨炯在为《王子安集》所作序文中赞叹曰:“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词。每有一文,海内惊瞻。”
关于王勃文集,新旧《唐书》、《崇文总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书目皆著录为三十卷,宋《郡斋读书志》、元《文献通考》则为二十卷,洪迈《容斋四笔》曰“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可见其文集至南宋已有散佚,而今更无宋元刻本存世,敦煌文献中也未见王勃集的片言只语。今所传者皆为明清人搜辑重编,如明崇祯十三年(1640)刻张燮辑《王子安集十六卷》、清光绪九年(1883)刻蒋清翊辑《王子安集笺注二十卷》等。王勃集原本究竟是三十卷还是二十卷,倘若仅据中国传本,实难定论。
庆幸的是,日本尚存王勃集唐写本残卷四种(均被指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它们为解决这一疑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四种残卷分别是:
1. 上野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八墓志下(存墓志三篇),上野尚一藏(委托京都博物馆保管)。日本国宝。
2. 富冈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存行状一篇、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后亲友书信、祭文四篇),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国宝。
3. 神田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之《祭高祖文》(存二十二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
4. 翰墨城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八之《陆录事墓志》(存三行),静冈县热海市MOA美术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
上述唐写本的前三种,罗振玉在内藤湖南等日本友人的襄助下陆续校勘影印,第四种翰墨城本于1979年影印出版,日本学者道坂昭广近年研究定为王勃集佚篇。此四种唐写本乃同一写手抄录,旧藏于日本千年古寺兴福寺(卷二十九、卷三十的纸面有“兴福传法”朱文印),背部皆有平安时期日僧手写戒文。正文中凡提到“华”字处皆阙笔,据内藤湖南考证,是避讳武则天祖父谥号,且写本中未采用武则天时期制字,故其抄录时代应当在武则天确立则天文字(即690年)之前,约在唐垂拱至永昌年间(685-689),比正仓院本还要早二十多年,距王勃去世仅十余年,故为王勃集现存最早的写本。此四种所存卷次为二十八至三十,这也证明了两《唐书》、《崇文总目》等书目所载《王勃集》原编为三十卷的史实。上述论断自民国以来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
“興福傳法(兴福传法)” 朱文印
“华”字阙笔
二〇一九年西泠秋拍中的这件《王勃集》残卷,纵25.2cm,横21.8cm,存十二行,每行十四至十五字不等。乌丝栏界。楮纸色偏灰白。纸背为平安时期日僧书写戒文,复经日本皮纸托裱(与其它四件写本相同)。从书法、内容、纸张、行款、尺寸、背部字迹、保存状况等方面仔细比对,可知此卷与日藏四种唐钞本为同一写手,且与上野本、翰墨城本同属卷二十八。文中有“又迁杨府録事”之语,为志主最后终官,又有“縂章元年”字样,与王勃写作时代相合,故推测此残篇当即上野本佚失的《陆录事墓志》。此为最新发现的王勃集佚篇断简,极为珍贵。
▲2019西泠秋拍 唐写本《王勃集》佚篇残卷
(唐)王勃著
唐代7世纪末8世纪初写本
1幅 楮纸
提要:此为最新发现的王勃集佚篇断简,系现存最早的王勃作品传本,是现存唐人别集中书写时代最早、书法最佳的文本之一。它与日本藏唐写本《王勃集》残卷四种为同一写手,自奈良时期传入日本,保存于千年古寺兴福寺,流传有绪。这是唐写本王勃集在民间可以流通的最长残卷,也是唐写本唐集首现拍场。它的发现在唐代文学史、文物史、书法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非敦煌系统的中国早期写本的鉴定提供了物质实证。虽为断简残篇,自当珍若拱璧。
此卷书法结体紧凑、圆劲有力,犹存魏碑笔意。诸家于卷二十八、二十九多有评论,皆可资参考。如杨守敬《留真谱》(卷九)据日本《聆涛阁帖》刻入卷二十八之十一行,云其:“书法古峭,出《文馆词林》上”,内藤湖南跋“上野本”云:“其书法近北朝人,仿佛有《敬显㑺碑》(即《敬使君碑》)、《杜文雅造像》遗意”,杉村邦彦认为唐钞本王勃集:“在字体瘦细,线条运笔开阔及摆出向势,右肩略低的厚重结体方面具有特征。”(《唐钞本·王勃集》提要)。需要指出的是,王勃集残卷除唐人的时代气息外,尚表现出北朝碑刻的特征,我们认为这一写卷当出自中原地方善书人之手,故其纸张、书写风格与现存敦煌写经有着明显差异,与日本的古写经及文人书法也迥然不同。其全卷或即遣唐使携归日本者。
西泠秋拍 唐写本《王勃集》佚篇残卷(局部)
关于此卷的纸张,因其与日藏唐钞本同出一帙,具体可参考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本进行保存修复时的纸张报告。此报告尚未公开,但在京都国立博物馆赤尾荣庆先生关于《王勃集》卷二十八的介绍(《国华》1404号,平成24年10月)中可见一斑。该文称王勃集纸张为楮纸与雁皮纸的混合纸,主体成分为楮纸。在此文中,赤尾先生认为上野本王勃集写卷是中国唐代七世纪后半期写本,早于著名的正仓院宝物中庆云四年(707)题记的王勃《诗序》近二十年。赤尾先生是著名的古写本鉴定专家,在纸张方面的鉴定经验极为丰富,他认为此卷是唐人写卷,显然是基于长期实践经验而得出的,值得信凭。
此卷曾经方广錩、陈先行等著名古籍版本学家鉴定。方广錩先生认为:“从纸张、字体、总体风格来看,都可以将《王勃集》残卷判定为中国8世纪上半叶写本。应为早年从中国传到日本,一直保存在日本的中国古写本”。陈先行先生凭借多年来的古籍鉴定经验,认为书写时代定为唐代早期应该没有问题,并指出此卷与日本藏七至八世纪唐钞本《玉篇》残卷的纸张颇接近,对此卷价值亦予以充分肯定。
方广錩先生鉴定证明书
又,在《国宝大事典》(3书迹·典籍,432页,讲谈社1986年),著录王勃集卷二十八及二十九、三十两卷,皆标示其时代为“七世纪后半”,山本信吉(文化财美术工艺科主任调查官)的解题云:“此处所列出的两卷,是该集现存最早写本,从书风来看,属于唐代中期则天武后之前的写本,作为王勃去世不久的遗卷而深受瞩目。”角井博在《日本名宝事典》(御物·国宝·重要文化财,130页,小学馆1971年)云:“作为王勃集最早的写本,是足以补充唐史之阙的史料,其书法之精妙,即便在我国(日本)传来的唐钞本(唐代书写的汉籍)中也大放异彩”。在日本国宝图录中,王勃集自昭和6年1月19日(1931)指定为日本国宝,昭和26年6月9日再度指定为日本国宝,皆列为别集第一,迄今迭经著录、展览,足见日本对该写卷之重视,称之为日藏唐人别集第一名品,绝不为过。
据《敦煌古籍叙录》、《唐集叙录》,知现存唐人别集存唐写本残卷的仅仅数家,即《王绩集》(《东臯子集》,伯2819)、《王梵志诗》(伯2718等)、《李峤杂咏注》(斯555、伯3738)、《高适诗集》(伯3862)、《故陈子昂遗集》(伯3862)、《白香山诗集》(伯5542)、《甘棠集》(伯4093)。其中王梵志诗成书较晚,历代书目皆不载,其人时代跨度颇大,抄写时代多为晚唐五代,姑且不论。王绩为王勃叔祖,法藏敦煌文献存赋三篇,为武则天时期写本。敦煌唐集中以《王绩集》之成书与抄写时代为最早,惜流失海外。在现存中国古籍中,虽然唐人诗文集残卷在敦煌文献偶有保存(多存海外),但其抄写时代一般多在中晚唐,书法亦不佳,王勃集残卷则是现存唐人别集中书写时代最早、书法最佳的文本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王勃相关文物,弥足珍贵。
综上所述,二〇一九西泠秋拍中的唐写本《王勃集》残卷,系现存最早的王勃作品传本,且属新发现的佚篇,自早年传入日本后一直深藏古寺,这是唐写本王勃集在民间可以流通之最长残卷,也是唐钞本唐集首现拍场。它的发现在唐代文学史、文物史、书法史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非敦煌系统的中国早期写本的鉴定提供了物质实证。虽为断简残篇,自当珍若拱璧,应当引起收藏界和学术界的充分关注。
影印 上野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八墓志下(存墓志三篇),上野尚一藏(委托京都博物馆保管)。日本国宝。
影印 富冈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存行状一篇、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后亲友书信、祭文四篇),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国宝。
影印 神田本:唐写本《王勃集》卷二十九之《祭高祖文》(存二十二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重要文化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