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槐树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在很多北方人的记忆里，多多少少都会有着关于洪洞县的回忆，只要向老人问起，就很少有不知道洪洞县大槐树的。
更有一些关于这段历史的传说在民间口口相传，比如用镰刀将小脚趾的指甲劈成两瓣，以证是大槐树后裔，以便后人寻祖。
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料中的零星记载，这次人口大迁徙自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1373-1417年）近50年内，先后共计从山西移民移民18（或17）次。
这些移民迁往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余地市，对迁入地的语言、饮食、审美等文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1. 游牧民族第一次完全战胜农耕民族，统治中国全境
元朝建立之前对南宋、金、西夏的征服是十分残酷的，常常在遇到抵抗时尽数屠城，灭西夏，屠尽银川八十余万。
灭金，屠中都（今北京）100余万，占领北方时，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的记录。蒙古人残酷的屠杀手段，再加上连年的战乱，使得中国人口迅速减少。
尽管元灭南宋后，中国的疆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但人口仅仅只有5000多万（1291年，5883万人），甚至还不如偏居一隅的南宋的8000万（加上西夏、金，三个政权人口已经达到了1.4亿）。
而整个元朝统治期间，中国的人口增长也是十分缓慢的，巅峰时期人口不过8700万人（1351年，约8748万）。
而导致元朝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也是有很多种的，人是铁饭是钢，首先是吃饭问题。
由于蒙古族长期的游牧习惯，很多贵族将北方很多耕地改成草场来进行放牧。
在古代农业科技尚不发达的时候，北方（宋）粮食亩产大概在每年250斤左右，在不考虑欠收的情况下勉强可以养活一个人，而放养牛羊的话，饲料转化率就要低得多了。
再加上元代后期天灾人祸不断，仅仅是粮食产量这一点就不能支撑更多的人口增长。
2. 元末民族起义，靖难之役
战争也是造成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一旦战争爆发，就需要大量的人口参军，有战争就有伤亡，对战时的人口削减是最快的。
再者还是粮食问题，兵车未动，粮草先行，本应努力种田的青壮劳力变成了空口吃饭的战斗机器。
战乱还导致大量灾民流离失所，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田闲置，粮食产量锐减。此消彼长，粮不够吃，饿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元末明初是中国老百姓过得最为悲惨的一段时间，面对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蒙古贵族又使出来了老套路。
采取“拔其地，屠其城”的政策，导致当时豫、鲁、苏北、皖北这些农民起义军爆发地方的百姓，十个就有七个被杀。
唐宋以来最繁华的交通枢纽扬州城，被屠杀的仅剩18户人家。
蒙古族的屠城政策，也引来了起义军乃至后来朱元璋的报复。
饱受蒙古统治者压迫的起义军对蒙古人恨之入骨，将蒙古人，以及长得像蒙古人的一个不留。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看到中原地区十室九空，饿殍遍野的状况，痛心疾首，在大臣的建议下计划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但好景不长，仅建国四十年，为“反抗”建文帝削藩政策，燕王朱棣揭竿而起，以“清君侧”之名发动靖难之役，从北京长驱直下，与建文帝又是一场大战。
40年，不过是两代人，旧疤未愈，又添新伤。还没过缓过来的中原大地再次遭受战火摧残，以至于河北河南“积骨成丘”，山东、皖北“人口鲜少”，中原大地又空了。
3. 天灾人祸
元末明初的这段时间，洪灾旱灾不断，而与旱灾伴随的蝗灾（蝗虫喜旱）更是要人老命。
1341年-1366年的26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灾害爆发，而洪灾结束后就是瘟疫（病菌喜潮湿）。
元朝统治者也是知道水灾的厉害，为了治理水灾，征集大量劳工治理黄河。
但财款粮食北官员贪污，层层克扣，引发劳工哀声哉道，直接导致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大规模爆发。
世外桃源山西，躲避战乱佳地
1. 风调雨顺，天灾较少。
相比太行山以东的兵家必争之地，黄土高原之上的山西就完全是个世外桃源了。虽然没有华北平原的那种沃野千里的景象，山西的农业生产也足够自给自足了。
而且当时的黄河在山西流经时显得十分温顺，一是水面始终处于地平线以下，不会决堤，二是河水自北向南流，没有凌汛，所以相比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的洪涝灾害要少得多。
2. 巍巍太行，易守难攻
山西北有长城，南有黄河，西有吕梁、黄河，东有太行，自古以来都是军事重镇，境内相对太平。
而且黄土高坡支离破碎，即使战乱，叛军也不可能翻遍每一条沟壑来危害犄角旮旯里的百姓们。
一旦中原战乱或是天灾降临，灾民逃荒首选就是西南方向的山西。所以山西人口在战乱时可能会不减反升。
移民始末
明朝建立后，河南全省人口不过189万，河北也不足200百万，两个平原大省加起来才378万人。而仅山西一省，人口就达四百万之多。
户部郎中刘九皋等大臣基于当时山西等地民多地少、中原等地民少地多的国情，向明太祖朱元璋提出了移民计划，以尽快恢复生产力，振兴经济，固本强国。
于是自洪武六年到永乐十五年（1373年到1417年），从山西向外地移民十八次，人口达百万之多。
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徙。
洪武年间洪洞县仅有9万人，哪来那么多移民？
交通要道，必经之路
古代不比现在，那时候的交通条件十分有限，山西省前往中原腹地的出省通道介乎都集中在中部地区的盆地、河谷中。
而像移民这种大规模的官方活动，要考虑地理环境、补给等诸多因素，移民尽可能方便快捷地走出去，所以必须走官道，而出省的官道只有一条。
而洪洞县就恰好处在这条官道的必经之路，是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
洪洞县地处汾水的出山口，湍急的水流变缓，泥沙与腐殖质沉积，形成冲积扇平原，土壤异常肥沃，开阔的平原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当时的洪洞县是平阳府第一大县，人口达9万之数，也成为了移民的源发地之一。即使是今天，洪洞县仍然是山西人口第一大县。
至于其他地方的移民，则是被集散到了洪洞县，至于为什么所有人都说自己是洪洞县来的，推测有二（官方对具体迁徙路线、细节均无记载）。
明朝在洪洞县设立了迁民处，将来自山西各地的移民统一集散道到洪洞县，登记造册。
再加上一路迁徙，需要定点补给粮食，洪洞县作为平阳府第一大县，推测是有较大的粮仓，便于给迁民分发粮食。
受于时代限制，当时的迁民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对所见所闻不能很好地用文字记录下来。
只能用特定的标识来加强记忆，于是就记住了洪洞县某一棵生长的十分粗壮繁茂的大槐树。
元代定藏传佛教为国教，对汉传佛教也不排斥，从山西现存的很多佛教建筑可以看出来，当时山西百姓对佛教的信仰也是相当普遍的。
所以在经过洪洞县广济寺这里的时候，迁民纷纷停留参拜，并记住了寺庙前这一棵因佛光照耀而长的十分粗壮繁茂的大槐树。
六百年的沧海桑田，那些大槐树移民的子孙后代不断繁衍，并慢慢和本地人交流融合、通婚，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之数，只算父系血脉的话，保守估计也会有亿人左右。
如果把母系也算上，除了那些比较封闭，人口流动较少的地区，北方很多人身体里或多或少都会有洪洞县大槐树人的血液在流动。
至于东北地区，也因为“闯关东”人口迁移，或多或少也和山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洪洞县大槐树移民的遗产
1.饮食文化
山西作为小麦最早传入中国并种植的地区之一，一直是面食大省，创造了不计其数的面食吃法。
而明朝洪洞县大槐树移民也将自己的很多传统面食带到了河南河北乃至山东等地。
其中，有一种叫做“锅盔”（有些地方叫锅饼）的实心厚重大饼，干燥敦实，十分顶饱和耐储存。
除了常见于山西陕西，在一省之隔外的山东中南部，苏北地区也十分常见。（也有推测是移民时期的移民干粮）
2.风俗习惯
相信很多北方朋友对“解手”这个词十分熟悉，就是上厕所的意思。
当时的政策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生生拆散了数十万的家庭。
可以想象当年妻离子散，千里相隔的悲痛画面。
所以在官府的硬性要求之下，很多人都是非自愿的。为了加强管理，顺利地完成皇上布置的“作业”，执行者们让迁民们双手背后，用一串麻绳将他们串在一起。
一旦需要上厕所，就向管理者大喊一声；“解手”，才能赶去如厕。
据说有些老人喜欢背手站，负手而立的习惯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流传下来的，但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背手站姿，至于真假，也就当个趣闻随便提一下图个乐。
3. 语言文化
山西属于晋语区，由于地处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大江大河阻拦，与周边的北京官话、中原官话有着很多不同，是整个北方地区唯一的非官话区。
所以山西移民也将他们的老家话带到了迁入地。词汇方面，“圪渣”（食物的焦皮或血痂）“圪针”等圪字的法；“夜隔儿”（昨天）“后晌”（下午）等时间的叫法。
再比如对父亲的称呼，北方地区称“爹”的比较多，而保留晋语语音习惯的一些地区（山东西部莱芜、临沂等地）则称父亲为“dá”（达声），也有称“爷”的。
此外，还有一种十分明显的发音习惯也保留至今。就是把“S”读成“F”，比如水（shui）读成匪“fei”，说（shuo）读成佛（fo）等等，都是辨识度极高的晋语发音习惯。
而中原官话区、冀鲁官话区本身是没有这种发音方法的。
结语：
每一次的人口大迁徙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史诗，流传下来无数的美丽传说都让我们受益终生。
随着人口老龄化渐渐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渐渐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等人生哲理问题而产生思考。
再加上中国传统的祖先信仰，寻根文化等，将会有更多的人来探究诸如“大槐树”、“走西口”、“闯关东”、“湖广填四川”等移民潮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