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史上有过这样一个公案。
钱钟书先生1978年应邀在美国发布演说之时，曾经公开说道：“凭自己的渊博知识和缜密的细心，考证唐代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问题，而‘这是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话柄更无谓的问题”。
对民国学术界了解的人，很容易可以发现，钱钟书讽刺的这个研究“杨贵妃入宫之时是否为处女问题的人”便是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自欧洲留学归来后，受聘于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当时师生们就对这个被赞誉为“近三百年学术第一人”却没学位、没著作的国学大师非常好奇。
到1944年，王国维、梁启超去世，钱钟书已几乎坐稳中国史学第一把坐椅之时，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在该年燕京大学陈寅恪的“元白诗证史”课上，他开学第一节课便是讨论杨贵妃在入宫之时是否为“处女”这一八卦问题，让学生们大出意外。
从“国学大师”到纠结于这种细枝末节话题的“无聊”“猥琐”学者，这种落差，有点类似于当今偶像人设崩塌对于粉丝的影响。
“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位。”杨绛在回忆录时，曾说钱钟书是因为无缘所以没选陈寅恪的课。其实不然，钱钟书是不赞同陈寅恪做学术的方式。
在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曾赠送给钱钟书一册。钱钟书只略微翻了翻就束之高阁。钱钟书毫无讳隐地讥评说：“不喜其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
这边要说明下，陈、钱两人的矛盾仅在于学术上，两人感情是非常融洽的。在20世纪末时，钱钟书受陈寅恪学生的委托帮忙校订陈的诗稿。钱钟书极为认真，每填补一字，都要认真思虑，以达相融相合的境地。
最后简单说下关于杨贵妃是否为处女问题的考证过程和结论。
对于这个问题，最早进行考证的学者是清初的大儒朱彝尊先生，在他的《书杨太真外传后》，他认为杨贵妃在入宫之时仍然保持了处女身份。
据朱先生的观点，杨贵妃于唐开元23年被册立为寿王妃，但等武贵妃于开元24年去世，唐太宗看上了这个和武贵妃相貌极为相似的儿媳妇，于是便打发杨贵妃去当了尼姑。
朱先生认为，杨贵妃于23年册立为王妃，但到24年时，武贵妃便死去，古人是要守孝的，因此寿王可能并未和杨贵妃入洞房行夫妻之礼，册封为王妃只是仪式而已，杨贵妃仍保留了处女之身。
陈寅恪的考证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反驳。
陈寅恪先指出朱彝尊论据上的错误，武贵妃并不是死于开元24年，而是死于开元25年，因此守孝之说并不可靠。
其次陈寅恪从唐代王爷娶亲的过程，结合唐人娶亲的习俗，认为寿王纳杨贵妃为妃，在两年时间里，完全足以走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册妃、亲迎、同牢”等一系列流程，从而断定，杨贵妃在进宫前已不是处女。
这其中论证的过程极其的繁杂，这里只是简单叙述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找陈寅恪先生的书来阅读。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可能会纳闷，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会揪着这个看似有点“下流”的问题不放进行深入考证呢？我认为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陈寅恪先生研究视角一向独特，在他的研究著作中，许多都是与妇女问题相关的，如《论再生缘》《长恨歌》《柳如是别传》等。到晚年，他更是将全部精力放在江南名妓柳如是身上，著成了巨著《柳如是别传》。
二、陈寅恪先生的历史研究一向是讲究“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他希望通过论证杨贵妃是否为处女这一问题，透过“性观念”转变这一细节，由小及大，来探究唐朝的婚姻制度、李氏皇族的发展脉络、唐朝的社会风气等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