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乾封元年，即公元666年，一个很吉利的年份，李治在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然而，各种史书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近乎无视的态度，仅仅把这次封禅作为一件很普通的事件，寥寥数笔一带而过。
这是春秋笔法的一种形式，对一件明明很重要的事，偏偏只是简要提及，表明了人们对李治封禅的否定态度。尤其是考虑到亚献，也就是第二位主祭人是武则天的情况下，这次封禅更显得让人不齿。并不是因为男尊女卑，而是因为封禅仪式非同一般，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做的。
封禅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隆重的祭祀礼仪，封就是祭天，禅就是祭地，即《史记》说的“登封报天，降禅除地”。一般是在太平盛世举行，因为必须要有大功德于天下，才有资格去大张旗鼓地祭拜天地。另外从实际的角度出发，仪式需要皇帝率领文武百官和各地地方官，以及附属国的君主一同观礼，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所以有史以来能够举行这种仪式的皇帝，区区不过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6位而已。
秦皇汉武，以及光武帝一代明君，他们举行封禅可谓实至名归，而李治封禅，无疑是非常牵强的。
他治下的唐朝，固然也算治世，单论疆域面积，甚至可以说达到了鼎盛。但是大家心知肚明，这是在高祖和太宗打下的基础之上，良好政策延续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李治本人的功劳。至于武则天，她是凭阴谋诡计上位的野心家，更不配参加这个典礼。
封禅无疑是一个皇帝的荣耀时刻，但是也需要功德相配，才能令人信服，李治很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的封禅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反倒是太宗多次推迟封禅，被史官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李唐最有资格去封禅的，就是太宗。
最终未能成行的太宗封禅，不会降低他的历史地位，他本身就是泰山，为所有帝王树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标杆。
与李治的封禅相比，他在途径山东寿张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反而更值得纪念。
寿张有个叫张公艺的，不是高官，也不是巨富，但是特别有名，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有记载：“九世同居”。
这个“九世同居”不是指九代同堂，而是指历经九代从不分家的意思，合家九百多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其乐融融。北齐、隋朝和唐朝都对这个家族大加表彰，家门上是有朝廷赐的匾额的。
李治路过寿张，就去他家拜访，并问及他家如何能做到如此和睦。这次拜访很有深意，尤其是联想到他们李唐家族，虽然君临天下，但是家庭内部手足相残的事情屡有发生，难免心中有愧。
那张公艺是怎么回应呢？他话不多说，讨来纸笔，写了一百多个“忍”字献上。
李治呢，“为之流涕，赐以缣帛。”
这件事情实际上就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也就是自我克制的精神。
人，是社会性动物，是由很多个体共同组成的一个群体。而且不是简单的聚集在一起，而是有分工有合作的一个整体。要维持这样的整体，就需要每个人都保持忍让，不能为所欲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从这个最小的单位开始，就要保持忍让，并且每个人都要保持忍让。所以张公艺的大家族能够长期维持，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一个“忍”字。
家族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克制、忍让，国家才团结，文明才进步。用治家的方式去治国、治天下，这就是家天下，以天下为家。
以天下为家，就是把所有人当家人，当皇帝的要带头忍让。在这一点上，唐太宗李世民是做得最好的，他勤政为民、虚心纳谏，都是源于一种忍让和克制的自觉，他的伟大，就是伟大在这里。
所以儒家所说的“仁”和“礼”，首先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什么时候皇帝遵守的好，国家就兴盛发展，什么时候皇帝遵守的不好，国家就内乱衰败。把儒家礼制作为奴役人民的工具，这是满清的做法，是对儒家的误解，是历史的倒退。
据说，张公艺家几百号人，衣服、鞋袜统一缝制，统一发放。每天以击鼓为号，一起到食堂吃饭。连家里养的狗都是这样，一百多条狗，一只没到，其他的狗就都坐在那里等，很有集体主义精神。
联想到唐朝的均田制，其实就是一种土地国有制。还有后来北宋范仲淹搞的义田，也是一种家族集体劳动制，说明在宋朝、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之前，我们就出现了社会主义萌芽。
所以家天下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他们有着共同的内在逻辑。
李治的封禅，并不能证明他的伟大。而他明知“忍”字的要义而不能做到，足以证明他的无能。他当年能够成为太子，是因为他的宽容大度，而他继位之后，先是不能克制武则天的美色诱惑，后又无法克制对这个阴险女人的恐惧，以至把大好江山拱手相送，又能怪的了谁呢？
